海子20年祭：诗人们去了哪里？

海子一去二十年


20年前的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


海子死后的两三年内，很多人模仿他的写作，一度形成“新乡土诗歌”的一股小潮流。海子的死，还引发了一些青年诗人的自杀事件。


20年来，除少数人外，那些曾经的“最好的诗人”，有的做了编剧，有的做了书商，有的干脆下海经商，总之已很少写诗了。有人说，诗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岁月的流变中，诗人已老去。


于是，人们以海子之死为分界，把1989年视为诗歌的界碑。

海子死了，诗人们呢？海子最后的春天


20年前，海子以一种极具仪式感的方式告别世界，亦从此承受被解读或误读的命运。本刊记者在京皖两地，沿着海子最后的生命轨迹，走访他的家人、同学、同事、朋友10余人，试图重拾他们脑海深处的记忆碎片，拼凑出一个最真实的海子形象，为我们读懂海子与那个诗歌时代提供一个事实基础

在安庆市区的家里，安徽诗人沈天鸿望着坐在酒桌对面的海子，烦了。他的小老乡微微一怔，呆呆地望了望，赶紧换了个话题。


那个晚上，海子一个人喝了将近一瓶50度的白酒。趁着酒意，海子喋喋不休地谈起了自己的种种不如意：


“北京的(诗歌)圈子很严，简直进不去！”在某些诗歌聚会的场合，除了好朋友、《十月》杂志编辑骆一禾，没一个人理他，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耻辱”。


还有去四川时遭到的冷遇。海子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长达万行的长诗去四川寻找知音，却遭到了四川诗人的批评，“跟他们谈不下去”。海子抱怨，他在四川的诗人朋友尚仲敏，事后公开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人怎么是这样的呢？”


“他难受不像一般人，几天就过去了，他会放在心里，一直念叨。”20年后，坐在客厅沙发上，沈天鸿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当时面对海子没完没了地诉苦，“就是想刺激他一下，他实在太敏感、太脆弱了”。


这是在1989年农历新年的大年初几，海子从一小时车程以外的怀宁县农村老家来安庆拜年，顺便拜访他。2月底或3月初，回到北京的海子给他寄了一封信，全文没有标点符号，正文只有6个字：“我还活着你呢。”


一


查正全一家1989年的春节过得很忙碌。由于二儿子查曙明第二次复读需要大笔学费，查家在前一年开了个豆腐店，过年期间正是生意好的时候，除了从北京回来过寒假的大儿子查海生，全家都在靠近街边的店里忙活。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26日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是查家的大儿子。


作为查家湾的传奇人物，这位4岁就能无师自通地背诵50多条《毛主席语录》、15岁就高分考上北大的少年大学生，享受着由“城里人”身份带来的特权，不用干活。他带着一部傻瓜相机，给忙碌的父母和3个弟弟拍照，开玩笑地要给家里的产业取名，“可惜你们是男的，不然这个店就可以叫‘豆腐西施’了，要不就等店做大以后，叫‘环球豆腐店’”。


在家里过年，海子与小他3岁的查曙明睡一个床。由于年龄隔得最近，查曙明是3个弟弟中与海子交谈最多的一个。在1988年，海子花了500元帮家里买了一台“星宇牌”14寸黑白电视机以前，兄弟俩的晚间娱乐有限——白天还可以开收音机听《岳飞传》之类的评书，但到了晚上，父亲要做裁缝活，收音机不敢放，只能聊天。


查曙明曾看过哥哥创作的长诗《但是水、水》的底稿，海子当时想将其出版，查曙明当时看不太懂，劝哥哥写点武侠小说，好出一些书。海子只是笑笑，“写武侠很简单，只要懂历史，有点文采，任何人都能写”，他读过梁、金、古的小说，对武功很感兴趣，“梁羽生懂些武功套路，古龙不讲这些，一招毙命”。


海子确实练过功的，不过是气功。早在1986年过年时，他就曾盘腿坐在床上，给弟弟表演“发功”：两手相隔五六十公分，让查曙明把手放在中间去感觉。时至今日，查曙明仍记得他能感受到“有灼热感”。


这个时候的海子看起来有些志得意满，1986年春节，查曙明看到了哥哥女友的照片，他无意中看到，在给这个内蒙古女孩的情书里，哥哥像任何一个陷入初恋的年轻人一样，与女友约定时间，一起为他们的爱情祈祷。


从1987年起，查曙明注意到，哥哥每年回家过年时开始喝酒。而在他生命中的最后阶段，酒在他的生活中显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西川回忆，海子去世后，他去收拾海子的遗物，推开门，门后一堆酒瓶子。


在他的最后一个春节，海子在舅舅家与几个表兄弟喝酒，谈起他在石家庄中院实习时遇到的一件不平事：那是一桩离婚案，男方出轨了，而妻子不同意离婚，按照以前的案例，这是不能判离的，但是男方背景非凡，法院还是判离了。


海子很不服，嚷嚷着要翻案。这一次他显然喝多了。回到家，就一头倒在了床上，查曙明嘟囔了一句，“不能喝酒就少喝点嘛”。海子从床上爬起来要打他，还差点砸掉了自己买了才一年的电视机。


二


1989年春节，查曙明没有那么多时间与哥哥聊天了。家里豆腐店的活很多，他们一家人差不多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三四点钟，当然，这样的辛苦带来的经济回报是高额的，一个晚上能挣100多块钱，相当于那时海子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一个月的工资。


而在怀宁县，隔壁村的一些早早辍学的年轻人，早两年就去南方闯荡，靠卖软笔致富，每个月能往家里寄回七八百块钱。


很难说这没有对这位村里公认的精英人物造成一定的心理波动。1987年，二弟面临复读，三弟、四弟在上学，正是家里最需要钱的时候，海子曾经跟父亲提出想辞掉教职出去闯一闯，跟北大的同学一起南下海南办报纸，但遭到了父亲查正全的坚决反对。


在父母和弟弟们忙碌或者睡觉的时候，海子像一个旁观者般，保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他的一天这样度过：查曙明凌晨三四点回到家，他还在看书或者写作；等到早上家里人出门干活时，他睡到十一二点才起床，拿着稿纸，坐在门口，若有所思。他的脚下，往往有几张揉成团的废纸。


母亲心疼儿子，“你都是大学老师了，不用这么用功了”。海子只是笑笑。


这次回乡之行，给海子留下的感觉并不好。回到北京后，在3月11日，他从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坐班车来到数十公里以外的北京市内找西川，谈及这次回家，他感慨道，“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


海子对西川的描述中，1989年的故乡有一种诗意的伤感：“你们城里人看到农村麦浪滚滚，实际上要真正感受农村，必须在麦子割了以后，满地的麦茬，那个时候你站在地上，天快黑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地是一片荒凉。”


在此之前，或是之后的几天，海子来到位于北京市内的《诗刊》编辑部，找到他的朋友、《诗刊》编辑王家新，描述他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


提及海子反复说到的这个意象，西川不胜唏嘘，因为在这次交谈后的15天后，就传来了海子自杀的消息。

三


坐在中央美院的办公室里，西川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海子生前，其诗歌的边缘化：在正规的刊物里，只有骆一禾担任编辑的《十月》、内蒙古的《草原》等寥寥几家刊发过海子的几首短诗。


个中原因，西川认为，“海子的抒情短诗和史诗，与80年代后期诗坛的现代主义趣味完全相反，这有点像他喜欢的诗人、同样因自杀而死的叶赛宁，叶赛宁的诗歌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主流抒情方式也不同”。


1989年，在沈天鸿的家里，海子向他反复抱怨，“他们都说我写的诗不是现代诗”。沈回答他，“你写的本来就不是现代诗”。作为海子的好友兼诗评家，沈天鸿认为，海子内在的那个自我是农耕文化的血统，这也是他诗歌中的意象、情感只可能属于乡村、古代的原因，“他是在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文学传统唱挽歌”。


此前一年的3月，在北京诗歌圈并没有获得承认的海子，带着自己的长诗来到四川。海子到达成都时，住在四川诗人尚仲敏的家里。21年后，尚仲敏在电话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及的记忆里的海子，就像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形象：头发很长，留着络腮胡子，穿着一身蓝色牛仔服、牛仔鞋，背着一个书包，外表时尚而叛逆，本质上却是个内秀甚至羞怯的年轻人。


尚仲敏当时在成都一所电力学校教书，有一间房子，一张床，在大概一周的时间里，他几乎与海子朝夕相处。白天他带着海子去拜访成都诗人，杨黎、万夏、翟永明。到了晚上，两个人买些下酒菜，就着1.1元1瓶的沱牌曲酒通宵达旦地长谈，有时一起打坐、冥想，试着用意念和禅语交流。


海子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长诗，这首诗让他联想到但丁的《神曲》——在庞大的、迷宫一样的结构中，充满着神话与宗教的意味。尚仲敏能从中感到海子非同一般的自我期许，“他有那种承受人类苦难，做人类拯救者的英雄主义情怀”。


与此同时，尚也从中感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象征意义”。他把自己内心的不安写成一首诗《告别》给海子：生命琐碎，诗歌虚假无力/我们痛恨的事物日新月异。


这也预示了两个人的分歧：尚仲敏在90年代毅然弃诗从商，而海子则永远留在了那个“虚假无力”的诗歌年代。


四


“略显疲劳，眼睛放光，显得很亢奋。”这是1989年2月或3月，海子留给一位同事的印象。这位同事那时在学校见到刚从西藏回来的海子，海子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起西藏之行如何令人振奋，他说到自己没带多少钱，是蹭火车回来的。


这个时候，海子已经不能继续教他最开始教的美学，而是改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一个学生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在第一节课，他聊了不少佛教的内容，还有他去西藏的见闻，其中有：一个喇嘛当众用利刃切开自己的腹部，整理肠子肚子后又把切开的部分合上，整个过程一滴血也没流。他说他道家的小周天练通了——就是从脑顶到尾骨，再从尾骨到后脑的一个逆时针的一个管道，练通了的人就可以在这个管道里运气。”


“后来上课时发现查老师讲得就不那么有趣了，常常是拿着书、或者是讲义念一段，让大家记一段笔记，再讲一段白话释义，好像考验自己对讲义的记忆力如何似的。”


海子的大学宿舍舍友刘广安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海子在1989年春节过后曾去城里看他，海子向他透露，自己不大满意学校安排他上的课程，已经在联系城里的工作。海子谈到，他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呈黑红色，刘事后猜测，可能是他长期酗酒导致的胃病。


海子曾写过一首诗《在昌平的孤独》，这种难以言说的精神孤独大多靠酒来稀释。他曾跟沈天鸿谈起，自己在昌平喝得最厉害的一次，是一个贵州诗人去昌平看他，每个人都喝了一斤半以上的白酒，倒在地上第二天才起来。


而在海子的同事孙理波看来，至少在形而下的层面，海子在昌平的生活并不孤独。他们住的地方紧靠军都山，春秋季节经常一起去爬山，小日子过得自由自在。县城中间有个电影院，他陪海子看过不少电影。


仅在他们住的西环里宿舍和后来的新校区宿舍，就有一帮喜欢读书的朋友。大家平时各自看书，到了晚上就喝酒聊天，经常聊到晚上两三点。“他一般在晚上写作，我中午去敲他的门，这小子还在睡觉，下午起来，出门买点菜，用煤油炉做饭。有时候聊着聊着，他突然‘来诗了’，抓起笔就写。”


“海子写诗时，有时候边喝边写。一个晚上可能写五六十张稿纸，先用政法大学的信纸写，然后誊在格子纸上后，可能就剩几张了，他的诗是高度浓缩的，一些短诗看上去只有二三十行，但他可能实际写了一两百行。”孙猜测，海子诗歌意象的断裂和跳跃感，可能与此有关。

五


1988年11月，海子完成了他的长诗《太阳·弑》。他的好友骆一禾在一篇评论中谈到，这首诗剧的舞台是全部血红的空间，间或楔入漆黑的空间，宛如生命四周宿命的秘穴。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物恍如幻象置身于血海内部，对话中不时响起鼓、钹、法号和震荡器的雷鸣。


“这个空间的精神压力具有恐怖效果。从色调上说，血红比黑更黑暗，因为它处于压力和爆炸力的临界点上。”骆在一篇写于1989年5月13日的文章里写道。


西川也认为，能写出这样的诗剧的海子“一定是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对此，海子生前的好友和邻居常远相信，海子是通过修炼气功，可以使思维进入一些特殊状态，开辟“超自然通道”，感应到别人感应不到的东西。


海子的父母至今保留着一份海子的亲笔遗书的复印件，在这封写于自杀前一天的遗书上，他谈到了自己可能的死亡，并把责任指向常远。而在同一天写给学校的遗书中，海子控诉，由于常远“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导致自己出现了幻觉和幻听现象。


20年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辗转联系到常远，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常远承认自己曾研究过人体科学，而海子也确实请求他教点什么，但他否认自己会气功，也没有教过海子气功。不过，常承认自己“曾给他介绍过一位藏密气功的传人”。


常远印象里的海子形象很像卡夫卡笔下的饥饿的艺术家：他常常独自一人行走在昌平的街道上，嘴里嚼着西红柿或大葱，透过镜片茫然地观察着市井万象，头脑中却在冷静地思考着人类乃至所有生命存在的意义。


他们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系统论、数学和人体科学。海子对所有的宗教都感兴趣，佛教的密宗，道教的全真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那些神秘主义的支派，都跟超自然力量有关。


这种试图从整体上和根源上认识世界的偏好，早在海子年仅20岁时就有所体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独家获得了一篇署名“查海生”的文章《从突变理论看国家产生形式和法的作用》，在这篇写于1984年的文章里，海子用拓扑学方法中的尖顶突变模型分析了国家与法律的起源。


海子经常吟诵英国哲学史家丹皮尔的名言，“真正的宗教是一种更为深奥的东西，它建立在直接经验这块不可动摇的磐石之上”。常认为，这体现了海子对宗教的理解，他不是像农村老太太一样烧香拜佛，而是想借此进入到一个超出人类经验范围的领域，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场景。


常远回忆起海子出现幻觉的一个场面，那是在1986年或1987年，海子惊慌失措地把同一栋楼的几个朋友叫到自己的房间，讲述了他刚才看见的“闹鬼”：海子说，看见自己的书在地上走动，而他挂在墙上的西藏唐卡画像也飞向对面的墙壁。




六


“对于他而言，现世的死并不是件可怕的事，在跟我们日常聊天时，他就体现出对生命轮回的认同。”孙理波对本刊记者回忆，自己最后一次碰到海子是在1989年3月18日，在学院路的老校区教学楼主楼大厅门口，当时海子手上拿着一张表格，气鼓鼓地说，“他们评讲师职称也不告诉我”，之后他就坐班车回昌平去了。


在去世前半年左右，海子曾与朋友、青年散文家苇岸讨论怎样死去才是有尊严的，苇岸说上吊太难看，海子说，最体面的死法是从飞机上往下跳。但他最终没有从飞机上往下跳。他选择了铁轨。自杀时他身边带有4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海子出事后，他的大学舍友刘广安与骆一禾一起赶到山海关，见到了海子的最后一面。“他死得很有尊严”，刘对本刊记者说。他记忆里的海子永远是个孩子：上学时，整个北大法律系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因为这孩子实在太小，15岁上大学，班上跟他一届的同学年龄比他大一截，班上组织去香山郊游，照相时，那位同学搂着他开玩笑，“来，咱爷俩照一张”。


西川在海子死后编辑出版了海子的遗作，他反复在海子创作于生命最后阶段的长诗里，体味他的孤独感，“《天堂弥赛亚》里的天梯，一个人在天梯上，上下四方都是黑暗，没有人，他在大声地喊，‘还有谁在？还有谁在？’——那是一种透彻骨髓的孤独感”。


在《死亡后记》一文中，西川推测了海子生命的最后轨迹。“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从政法大学在北京学院路的校址出发去山海关的。那天早上我母亲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从学院路朝西直门火车站方向低头疾走的海子。当时我母亲骑着自行车；由于急着上班，而且由于他和海子距离较远，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没有叫他。


现在推算起来，如果那真是海子，那么他中午便应到了山海关，我想任何人，心里难处再大，一经火车颠荡，一看到大自然，胸中郁闷也应化解了。看来海子是抱定了自杀的决心。他大概在山海关逛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在那闲逛了一上午，中午开始沿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



火车沿着冰冷的铁轨呼啸而来，车轮所过之处，一个时代无可挽回地宣告结束。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首诗的阅读史


在海子的作品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无疑是流传最广的一首诗了。它不仅出现在各种新诗选本中，也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被流行歌手谱曲演唱，更被房地产公司用作铺天盖地的广告。在经过出版、评论、教育以及大众文化多重传播环节的复杂运动之后，它已经逐渐凝定为一首“代表作”，成为普通读者心目中海子诗歌最通俗的形象。有意思的是，20年来，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阅读接受的差异，使得这首诗也如同一面小小的棱镜，折射出当代社会文化的变迁


文/冷霜


1989年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的消息令诗坛震惊，这个生前只在小范围内略具声名的年轻诗人的作品也由此受到更多同行和诗歌爱好者的关注。由于他的好友诗人骆一禾(同年初夏亦因脑血管突发大面积出血去世)、西川等人的努力，也由于海子诗歌自身的魅力，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的诗在诗歌爱好者中迅速地传播开来。1991年，《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周俊、张维编)由南京出版社出版，收入海子的短诗、长诗节选、散文、小说和诗论等，第一次较集中地展示出海子创作的全貌。1993年，海子母校北京大学一年一度的“未名湖诗会”将时间从以往的5月移至他的忌辰3月26日，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最初的几年里，诗会总是以朗诵他的抒情诗《祖国(或以梦为马)》作为开场。


这一时期的诗歌氛围仍然遗留着浓厚的1980年代后期风气的影响，混合着“诗歌崇拜”、对形而上学观念的热衷和对已然来临的市场化社会的抗拒，因而更受其时诗歌爱好者(往往也就是潜在的或正在成长的诗人)喜爱的诗，是《祖国(或以梦为马)》《黑夜的献诗》等，它们音韵更为铿锵，在日后看来不乏矫情的诵读中也更易显出决绝和“悲壮”的姿态。不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同样能满足这种“自恋”。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诗人姜涛在1990年代初曾任清华大学文学社社长，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某一年春天，他和一些喜爱诗歌的朋友结伴去植物园，其中一个喝醉的朋友，竟在出门时于门口席地而坐，对着四周的游客高声朗诵这首诗。这一行为颇令游客惊异，有人竟误以为是乞讨，在他身边投下了零钱。


这则轶事像是恰好为这首写于海子辞世前两个月的短诗提供了一个注脚：在诗中，诗人内心的冲突正是源于精神的骄傲和世俗现实的坚硬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感，在1990年代前期很多诗歌爱好者那里并不陌生，因而在这首诗中获得慰藉和共鸣。


1995年，西川编《海子的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西川编《海子诗全编》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海子作品的影响进一步扩大。2001年，在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呼声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使得这首诗开始为全国的中学生所知。


中学语文教材的选篇，历来要同时满足多项标准，按照人教社中学语文室刘真福先生的归纳，它们至少包括“经典性”“教学的适用性”“进步性”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显然与它语言的质朴和意象的温暖、明朗有关，看上去，诗中的情感似乎纯净而超脱，然而，它在实际教学中却给教师和学生们带来了难题。一方面，中学生们往往不易体会这首诗表面的单纯之下所隐含的矛盾，在一位中学教师的教学记录中，学生们初读的反应是“乐观向上”“写的是一种平凡、安逸的生活”“读过之后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放松感觉”“活着真好”⋯⋯而当教师进行启发并辅以海子生平的介绍，他又必须面对如何向学生们解释海子自杀原因的困境，因为语文教育同时也得承担人生观教育的功能。


一面要向学生解释海子在这首诗中表达的在两种“幸福”之间的两难选择：选择尘世的幸福意味着放弃伟大的诗歌理想，而追求作为诗歌“王者”的幸福又可能导致弃绝生命本身，一面却要提醒他们，“不能学习海子的做法”，难免招致学生的疑问：既然这么消极，为什么还要给我们阅读这样的诗歌？一位浙江的中学教师撰文读解了这首“决绝人世的告白”之后进而发问：“有着如此消极思想感情的诗歌，怎么能成为中学生的语文教材？”


正是由于中学教学中遇到的这种接受上的困境，在2004年人教社新版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高中必修教材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被撤下了。不过，在很多高中语文的选读教材或读物中它仍然有很高的入选率，如钱理群主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歌卷——中国现代文学名作互动点评本》(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徐中玉主编的《新课标语文学本》高中卷的《现代诗歌阅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王家新主编的“新课标”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外现代诗歌欣赏》(语文出版社，2005)等，2007年，北京市新版的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也选入了这首诗。


而与此同时，这首诗也开始进入大众文化的流通领域。从1998年开启的房地产市场化热潮中，这首诗被各地的房地产公司频频用于其广告文案，从上海、深圳、到海口、长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语都曾被印在海景房和“高尚别墅”的大幅户外广告板上。海子诗中这两个短句，以化俗为雅的方式勾勒出他生命理想的幻境，在1990年代后期加速推进市场经济而带来的都市空间的巨大变化中，被挪用成一则标语，煽动着人们对宜居的欲望。而这种反复出现的“创意”，也多少是因为，很多早期从事广告文案策划的人员，都曾是1980以及1990年代前期的诗歌爱好者或文学青年。


到了新世纪，网络的日渐普及正好迎面遇上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新一代人，对这首诗的接受又呈现出一些有趣的新变化，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论坛和QQ的签名档里，或是被“取其精华”、掐头去尾地用作博客名称，在一些论坛里，这首诗被列为“小资必读”，而在另一些地方，它常被引用作为职场励志的格言。在今年春天刚刚出版的一本励志读物《一切梦想靠行动》中，对这首诗的征引之后，导出的是如下的训诲：“有了梦想，我们也就有了明确目标的力量。你可以拥有任何你想拥有的东西，只要你确实地知道它是你想要的，并确定知道你为什么想要它。我们的梦想要足够清晰，也不要太贪心。只要健康向上，积极努力，相信一定可以实现。”


无论是“小资化”还是“励志化”，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取消语境和碎片化的读取方式。原诗中蕴含的痛苦和心理冲突已经不再作为阅读的重点所在，或者，被拼贴成物欲消费的对象。语言表层的简单和温暖被剥离出来，正适于偏爱甜腻的胃口。


当然，这并非这首诗20年命运的全部。一如诗人臧棣在为纪念海子辞世20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言，他是“少数几个能给当代诗歌带来诗歌遗产的大诗人”，他的诗在其身后始终吸引着诗人同行与读者深入持久的阅读。在这个3月，至少将有5场以上纪念性的朗诵活动在全国各地举行，其中一场即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名，这首卓越的抒情短诗，仍将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里提示着对精神性价值的毫不妥协的关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诗人老去


2009年，距离上世纪那个诗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20年。在这20年里，文化消费主义席卷中国，改变着诗歌的存在方式，也改变着诗人的命运


本刊记者/陈晓


西川和欧阳江河一见面就聊起了美国和欧洲的天气。他们刚分别从两地回来。一个月前，他们参加一个国际诗歌集会，一起在印度游历。大部分和中国现代诗有关的交流都在中国版图以外的地方。他们的诗歌发表在最顶级的国外刊物上，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波士顿评论、意大利诗刊的头条⋯⋯


国际诗歌界称他们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在书虫书吧举办诗歌会的美国诗人对西川说：你能来是我的荣幸。“It’s my honour。”西川重复着。然而除了西川，中国曾经的这些“最好的诗人”现在已经很少写诗了。


在国内，欧阳江河刚结束了一场由他挑起却不得不马上停止的创意侵权官司，因为舆论铺天盖地说他想借题炒作。西川则被公众一再追问：如何看懂你的作品？他是少数现在还写诗评人眼里的纯诗而同时被注意的诗人，但是，纯诗的读者还是少数，公众更多把他作为一个商业社会的异类趣味。福建一个电视台访问他，说，请你说大众能听懂的话。


邹静之的阵地在国内。他是写出收视率第一电视剧的金牌编剧，国家大剧院首届歌剧节的推广大使，有一间影视公司专门为他成立工作室，配备专人为他的写作服务。2009年3月20日晚上，他捋一把略显凌乱的头发，对着镜头问：我是不是显得特疲惫？他刚从重庆回北京，一家公司请他去谈一个剧本的意向。但在采访开始前，他还在读女诗人海男新近发表的诗歌，写的像是晒衣服收衣服，去厨房里取盐拿花椒，但邹静之说能从中看出深意，安静但高级，不做作，“这就是好诗”。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三个都是诗人。在举国狂欢的诗歌盛宴里，他们有好多交叉点：1993年，邹静之主持黄亭子50号酒吧星期天诗会，西川是朗诵者。1989年3月，当欧阳江河接到西川的电报，在成都一个茶馆里为海子的逝世唏嘘感叹时，邹静之恰恰收到《草原》杂志，那上面发表了他代约海子最后完成的几首短抒情诗。“人去诗在，更添一番悲愁。”


诗歌的界碑


欧阳江河不好出游，以往平均每年出川不到一次。1989年，他有些反常地三次出川，游历了山西、内蒙古，并在4月来到北京。


一个月前，他的朋友海子在山海关自杀。海子的诗热情、单纯，充满着少年中国的情怀，这和整个80年代的气氛互为因果，互相契合。他的自杀在此后的20年里被反复解读，成为中国现代诗短暂历史上最瞩目的文化事件。但在1989年3月，海子的死对欧阳江河来说，只是加深了他的告别情绪。他从1988年底就觉得迫切地要告别什么，并在从海南回川的船上写了《最后的幻象》，这是12首唯美的抒情诗，算是他对青春期的一个告别：80年代那种兴奋狂欢的情绪已近尾声，一个时代即将结束。以海子之死为分界，1989年成为诗歌的界碑。


但死亡才刚刚开始。1989年5月，他的另一个朋友——诗人骆一禾因脑溢血病逝。


9月18日是欧阳江河的生日。1990年的这一天，他翻电话本，看到了海子、骆一禾的电话，“但是打过去，再也不是那个人接听了。”在自己生日那天面对死者，欧阳江河非常感伤。他骑车去成都市人民南路广场，在角落里坐到傍晚。回家后在两小时内写出了至今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傍晚穿过广场》。其中反复出现的诗句：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


欧阳江河说，20世纪的两件大事，一是革命，一是现代性。《傍晚穿过广场》体现了最集中的政治主题，直接面对革命，因为广场是革命最集中的实现地和呈现地。诗里有欧阳江河自己的身影，他不是个单纯的旁观者，诗里的情感也是他自己所经历的。“这不是一个冷记忆”，欧阳江河说，“有我的心电图、泪水、记忆。”在写的时候，他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太进入历史，冷静一点，平静一点。”


一连串死亡也同时击中邹静之和西川。从1989年到1992年，邹静之将自己幽闭起来写诗，没有交流，也不发表。完全孤独，没有目的地创作。这是他认为自己最亲近诗歌的时候，“身体打开了通往诗歌的阀门”。他收获了自认为一生中最好的21首诗。但太强烈的情感和太凝神的状态也伤害到身体。他说，自己现在的心脏病可能就源于这个时期。


西川的改变是人生观式的。他说：“我的人生分为两段，89之前和89之后。”89之前，西川致力于做一个好诗人，严谨、受约束、形式优美，文字合辙压韵。而从89之后，死亡让他“深刻地感觉到一种黑暗的力量”，西川对写一首优美的诗歌不感兴趣了，他开始破除诗歌的形式感，不分行，用诗歌笔记上的一些零落的碎片组合成诗歌。“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做叶芝那样的好诗人，无所谓，我可以做一个坏诗人。”


“暮色涌来，马群散开”


1993年，欧阳江河已经触摸到了市场经济。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社会，计划经济下长大的欧阳江河觉得会有颠覆性的不同，但想象不出它的模样。他写下《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欧阳江河说，这是一首“冷”诗歌。里面有广告、银行家、肥皂剧、汽车加速器这些商业符号，但没有欧阳江河自己。


他把那段时间的个人感受总结为：无可奈何的挫败感所构成的淡淡忧伤，但绝不是小资的情结，因为有着复杂的经历，忧伤感已经和高智力的优越感混合，而呈现出一种中年的哀伤和绝望。


的确，他们的第一个大放光彩的舞台，一个革命传统下诞生的诗人时代已经过去了。


1993年，欧阳江河收到了亚洲诗歌研究年会的邀请，决定出国。他赶写完《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及知识分子身份》这篇文章后，身上带着500多美元去了洛杉矶。他有些伤感地把自己第一次去国和前苏联诗人布罗茨基相比。初到美国的布罗茨基当时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在纽约大街上茫然奔走，手里攥着仅有的一枚硬币。


邹静之的1993年却是沸腾的，生机勃勃。朋友简宁开了黄亭子50号酒吧，开始操办星期天诗会。第一场诗会，酒吧里就挤进了约400人，很多人只能坐在地上。崔健、田壮壮、贾樟柯都挤在这些彼此寻求温暖的诗歌爱好者中间。因为懂诗，嗓音好，会逗趣但不抢戏，邹静之连着主持了10届黄亭子50号的诗会。他说自己喜欢的诗人是西川，觉得“他对诗歌的热爱是切肤的，就算前期有时候写得像翻译体，但也能让人感到真实。”至今，邹静之还记得他的诗句：


“诗歌中兴”好景不长。90年代中期，国内诗坛开始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争吵。西川在1986年就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可他痛恨以此为旗帜的拉帮结伙。“这些争论‘撕裂族群’，好像诗歌界也存在什么选举似的。争吵一来，人人要么主动，要么被迫地站队，老朋友们从此反目，或者音讯皆无，断绝往来。这一场争吵使整个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的大部分时光，被90年代末所挟持。”邹静之也觉得诗歌最好的时光就因为这场写作意识形态的站队而结束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暮色涌来，马群散开”。


1995年，邹静之接了第一个剧本《琉璃厂传奇》，从此不怎么写诗。


金钱也是一首诗歌


欧阳江河的家在一栋33层楼房的顶楼，复式的大房子，这是他的才智在商业社会中获得的回报。从露台俯视下去，是2009年3月的北京市北四环，新楼林立、车水马龙。


1997年，欧阳江河回国，中国已经进入消费时代。在各种新兴金融产品、信贷工具的撬动下，城市里的人飞速富裕起来。这一切对应着欧阳江河对市场经济的想象：“银行家会不会举手反对省吃俭用的/计划经济的政治美德/花光了挣来的钱/就花欠下的/如果你把已经花掉的钱/再花一遍，就会变得比存进银行更多，/也更可靠，但是无论你挣多少钱/数过一遍就变成了假的⋯⋯(1993年《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


80年代的诗友们已纷纷在商业社会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欧阳江河也迅速证明自己在新的社会规则下一样如鱼得水。他在中演公司做了几年演出策划人，第一票做张艺谋的歌剧《图兰多》，几年后就有了自由的物质生活，不用上班，不为别人工作。每年有经纪人来他家取十几幅字卖往日本，每幅大约70万日元。


美国大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写道：金钱是一种诗歌。从这个角度看，欧阳江河依然过着一种诗意的生活。他有一间100平米的影音室，宽阔得像一面墙的投影，两边矗立着高大得像梁柱一样的音响，“100多万，”欧阳江河说。他刚在美国为音响换一根连接线，黄金的，8000美金。喜欢听古典音乐，他用最奢侈的标准来满足这个爱好。


但他已经很久没有发表诗歌了，从1997年至今，发表的诗歌不到10首。


商业社会的准则是速度、娱乐、物质。这些和欧阳江河对诗歌的理解是冲突的，甚至写作方式都成为障碍。欧阳江河写《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时用毛笔，写《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及知识分子身份》时用蘸着北京牌碳素墨水的钢笔，但现在他不得不用电脑。“笔是思想的器官，它对应着思想的速度，但电脑的速度无法对应写作的速度。”


欧阳江河说自己不愿单纯地反社会、反现实、纯批判，但生活再也对应不了欧阳江河从前的词汇表，他至今还没找到以往诗歌里，雄辩、复杂性、形式三者和现实的美妙对应。


欧阳江河无法将1997年之后经历的巨变细节化，无法讲述，“它恰好不是一个故事，不是砰的打来，一个伤痕提醒你说，看，这就是变化。它成了生活的脉搏，变是唯一的不变。”“我甚至怀疑，现在还有没有爱情？”


他一个月前在泰姬陵大哭一场。这座陵墓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第5代皇帝为了为纪念为自己生了13个孩子的皇后而建，耗空了国库，衰败了王朝，最后国王本人被囚禁在附近的八角宫内，借一颗宝石的折射观看着泰姬陵，忧郁而终。


“这种东西，你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的。天坛对应鬼神，故宫对应政治，颐和园对应晚年安慰，泰姬陵对应什么呢？诗人去了，和一个蚂蚁去了一样。”


当然，他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个对应物，并因此写了一首诗，主题是“空”。


一切都是诗歌给的


邹静之却说这十几年，诗歌给了他太多，名、利、想象力


从1995年开始，邹静之就在最广大的受众群里接受着大众趣味的锤炼。播《康熙微服私访记》时，“整个城市从一楼到六楼都响起主题歌，我紧张得只想躲出这个城市，”邹静之说。


大众接受了他。民间流传某影视大鳄直接拎着一袋现金去他家里定剧本；《康熙微服私访记》已经写到第四部，而10年前写的第一部还在中央电视台重播。他还包办了不少热门电视剧的歌词，“在卡拉OK唱自己写的歌都能唱好多首。”女儿在他生日的时候送他一张光碟，刻录他写的热门金曲，19首。


民间解读邹静之写的电视剧好看是因为写透官场厚黑学、人际关系等等，但邹静之最得意的还是他编剧的对白。诗意的语言可以算是他对大众文化的最大贡献。他说起自己即将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大歌剧，“词写得之好，一生也就这样了”。准确、真实，该华丽的时候也华丽，质朴的时候让人凝神，对白的标准也是他对好诗歌的定义。他经常把即兴想起的对白朗诵给身边人听，作曲家、投资方、领导、舞台美术⋯⋯“听到的人都惊叹我飞扬的想象力。”


“这一切都是诗歌给的。”邹静之说，“诗歌是一种方式，它打开了我飞扬的阀门。”


2009年2月，他创作的严肃话剧《操场》上演。邹静之在博客中写道：“它倾注了我的心血。它不是一个情节、人物冲突的戏，是一个内心冲突的戏，注定了，它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能掉以轻心地看，所以它也注定了没有《我爱桃花》和《莲花》那么讨好。”在巨大的商业成功后，邹静之要面对公众趣味对他的新考验。


《操场》是龙马社的第一出公演话剧。这个由邹静之和其他两位知名影视剧作家共同创建的话剧社团，成立于2008年底，宗旨是推出一类不以商业为目的，有一定的深度和艺术水准的严肃话剧。邹静之还期望社内最少每个月要有一次诗歌朗诵会，“就像当年在黄亭子50号那样”。毕竟，诗歌还是最高难度、最精妙的写作，那是“把心吐出来再吞回去，诗人凝神的时候让你看到彩虹。”


西川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写作。他的20年和其他两位诗人比起来，似乎要安定平淡得多。1993年从新华社调入中央美院人文学院至今，他一直在写愿意思考的“无限的少数人”看的诗歌，这种骄傲藏在他的诗里。2008年12月，在纪念《今天》30年的诗人聚会上，西川朗诵了自己的《思想练习》：“思想到极致的人，即使他悲观厌世，他也会独自鼓掌大笑。”

唐晓渡：商业操作与诗的精神格格不入


“我很赞成一位印度诗人的说法，他说，诗歌应该把现代文明连皮带骨消化掉。” ——唐晓渡


本刊记者/陈晓 文/傅艺明


23年前，一场现代诗的“群体大展”拉开了诗歌商业化的序幕。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面临“诗歌如何处理与大众文化关系”的命题。“诗歌不能娱乐致死，”诗歌评论家唐晓渡说。


中国新闻周刊：请你先谈谈这20年里诗歌的流变。从诗歌创作来说，在这20年里有了什么新的尝试和变化？诗歌表达的主题和语言呈现形式和1989年之前相比有了什么变化？


唐晓渡：1989年以后，从面上来说，诗歌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占的比重，比如报纸杂志的篇幅，拥有读者量的多少，一路在下滑。诗人被关注，很多时候是作为公共事件，比如顾城杀妻。由于90年代大众文化借助传媒的巨大能量急速兴起，某些诗人要引起广泛关注，往往会通过媒体制造明星的途径，而不是靠有力的作品来自我确立。好作品很少进入受众的视野，倒是一些志在抓人眼球的事件不断，什么“下半身”啊，“梨花体”啊，表面花哨热闹，其实没什么价值。但愿他们会有变化。


但从作者的角度，或者从作品质量的角度，应该说比过去提高了。一批在80年代崭露头角的诗人，20年来写出了他们最重要的作品。比如80年代写出《女人》《静安庄》等组诗的翟永明，90年代以后仍然佳作不断。西川的影响也主要是在89年后形成的。他的诗歌理念，包括文体和修辞方式，都在90年代经历了重大变化，并迅速走向成熟。欧阳江河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但也差不多。他的“异质混成”之法和西川的“互破”之法，在我看来同属当代诗学最重要的收获。王小妮、王家新早在80年代初就已出道，进入90年代以后则越写越结实。于坚也是这样，他的两首长诗，包括“事件”系列，都写于90年代。其他诗人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当整个社会对诗歌的关注在退潮、下滑的时候，这些人坚持住了他们的诗歌立场，找到了更有效地应对复杂历史语境的途径，面对难度的挑战写出了更有分量的作品，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代诗歌的中坚。


中国新闻周刊：你1997年写过一篇《低谷的梦魇》，认为诗歌不是低谷，而是正常了。现在12年过去了，你还坚持你当初的观点吗？


唐晓渡：那篇文章是为了打破某种成见。我其实对这类争辩没什么兴趣。诗有诗的命运，但这个命运不是由诗单方面来决定的。诗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写作，但诗歌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更大程度上却是被时代给定的。如果恰好碰到剧烈的社会运动、战争、内乱，那是诗歌大显身手的时候，因为诗歌直接、快捷、强烈，会起到当下即刻的宣泄、镇痛或爆破的作用，当然远不能说那些诗就一定是好诗。80年代危机和生机并存，社会活力涌动，但很多场域是被关闭的，结果许多年轻人选择了诗，诗成为宣泄他们生命能量的更便捷的途径，甚至会导致一个人的命运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正常状态。


在比较稳定的，以经济和商业为中心的社会当中，诗人存在的方式都是挺边缘的。据我所知，比如在法国，一个比较优秀的诗人，他出版一本诗集，基本上都是要自费的，一般也就印500到1000册。诗歌只能做她该做、能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影响的范围发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一定是直接的，比如80年代的先锋诗歌，就深刻影响了先锋绘画、戏剧、电影。在更多的情况下，诗歌产生作用的方式是润物细无声式的。


好诗总是在相对安静、连续的沉思中产生的，但社会又不能太安定、太沉寂。商业主义、娱乐至死当然对诗歌是不利的。有的时候你甚至感到比集权主义更可怕。集权会激起反抗，而且目标明确，能体验到激情。但面对商业主义、娱乐主义你没法反抗，反抗谁啊？整个儿一个软乎乎嘻皮笑脸的“无物之阵”。


中国新闻周刊：北岛说：“90年代诗歌的问题要追溯到80年代，80年代的胜利大逃亡埋下了危险的种子，这个种子为90年代提供了错觉与幻想。”你能谈一下你的观察和理解么？


唐晓渡：我想他不仅仅是在讲诗歌界，也是在讲整个知识界和文化界。所谓“问题”，更多地是内心世界的问题、精神人格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得更远。


中国这30年来一直处于急剧的历史变化之中，我们跨跃的与其说是两三个时代，不如说是两三种文明，也可以说多种文明碎片纠结共存。急剧的变化使我们在精神上、文化上一直处于混乱之中，不断地煮夹生饭，来不及深刻追问、领悟许多变化的意义，许多时候甚至是回避、放弃了许多问题。同时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几乎是戏剧性的变化。从精神、物质双重匮乏的意识形态标本式的存在，到现在生活在消费主义的包围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经验仿佛是一座山的两个坡面，然而中间并没有隔着一道鸿沟，也许是鸿沟太多太深，以致我们看不见或者不愿意看见。


对于强权、暴力，也包括大众的暴力和商品的暴力，知识分子、艺术家理应有足够的敏感、洞察力和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如果没有，就会集体陷入乌托邦的幻觉。但从50年代的思想改造，到其后持续不断的各种整肃运动，尤其是经过了“文革”，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已经遭到了系统摧毁，不但被打断了脊梁，甚至已经到了骨软可卷的程度。80年代为什么启蒙主义会重新成为时代主题？为什么先锋诗同时提出回到人本身和回到诗本身？就是这个背景。但事实表明，我们仍然深受其历史后果的影响。


商业社会90年代似乎从天而降，来得太快、太突然，其实80年代后期，有关的变化已经开始了。比如，对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就可以做多面观，它既呈现了当代诗歌的活力，也隐约地暗示了商业社会来临。“大展”把80年代以来已经在民间形成的诗歌群体、社团、流派放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展出，计84家，每家有一个宣言、简介和作品，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一种完整的商业推销模式，虽然组织者本人没有任何商业目的。我不知道这种具有公众表演性质的语言狂欢当时是否也给某些诗人们造成了错觉或幻觉：诗歌也可以这样玩儿了。诗歌从根本上说是个人的工作，不是集体的行为。商业操作和诗的精神格格不入。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80年代成名的诗人说，80年代只不过是一个表现期，真正重要的是六七十年代的潜伏期。最近20年，诗歌淡出大众视野，会不会是一个新的潜伏期？这个潜伏期又为诗歌提供什么能量？


唐晓渡：倒不如说，写作者本身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历史语境中，包括面对大众文化的压力，能否汲取、储存和释放出足够多的能量？中国诗歌面对大众文化的压迫不是第一次，延安时期和50年代都遇到过，但以前都是自上而下的，是政策性的，从实际效果看，是借大众文化之名消灭精英文化，和现在自发的、日常生活意义上且与商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大众文化不是一回事。我们还可以把问题扯得更远、更大一些，由此说到诗与整个现代文明的关系。在这方面，我很赞成一位印度诗人的说法，他说，诗歌应该把现代文明连皮带骨消化掉。另一位美国诗人在谈到美国现代诗歌也曾说过，它应该有一个足够强健的胃，能够同时消化月亮、石油和钢铁。我们会有这样的胃口吗？


中国新闻周刊：假如说80年代对中国新诗算是一个起点的话，你觉得89年以后的这20年，新诗又面临一个什么样的起点，或者说它已经酝酿或建立起了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呢？


唐晓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现代诗已经通过一批诗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真正扎下了根。跟知识分子一样，中国的诗人是很容易被外界的力量摆布的，不管是来自政治还是商业，在这两种情况下诗都很容易沦为工具。所谓“扎下了根”，是说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自己有关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认知、想象与表达方式，据此诗歌不断探寻和重建语言与事物的可能关系，尤其是与未知事物的关系。


扎下了根同时还意味着彼此照亮，薪火相传。这就要说到更多足够成熟但坚持默默写作的诗人，他们很少甚至从不被大众媒体关注，甚至很少为更大范围内的同仁所知。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交流的场所，不指望通过写诗来干什么。诗歌对他们是一种生命形式、生活方式。他们的力量是比较稳固的，这对诗歌的进一步发展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