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同精神”回答叶檀(文/张小泉)

用“大同精神”回答叶檀

                               张小泉

财经评论员叶檀的《我眼中最无前途的十个中国城市》和《我眼中中国最有经济前途的十个城市》在网络上一时走红，被大量转载，可能是因为前一篇文章负面影响甚大，10月30日在微信里全部被封闭。尽管文章被封闭（是否妥当，可以商榷），但叶檀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深思，也不应回避。叶檀是学经济的，用经济理论和客观数据说话，笔者是本土的文人书生，只能从经济理论和数据之外或背后说几句话。

叶檀的这篇文章或报告，其实并不是十分严格或严肃的研究报告，正如她自己所言，仅是筛选了一些数据，然后再加上个人的感悟。当今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很热闹，什么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再加上各个流派，整个经济学显得五花八门，而且各家观点似乎又是针锋相对，比如，“供给侧改革”出来了，有的经济学家就证明它完全错误；2015年发生“股灾”后，对中国股市今后的走势趋势，不同的投资分析师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经济学是科学吗？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常常被人提及。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货币主义（弗里德曼）、理性预期理论（卢卡斯）、供给学派等新流派，这些新流派认为凯恩斯对“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的否定是错误的，强调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是滞涨的原因，主张取消以需求管理政策为基础的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政策，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这股思潮，在西方经济学界被称为“后凯恩斯革命”。自由主义经济学推行的经济政策有两大特点，一是让政 府功能最小化，二是让经济体制趋向私有化和自由化。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改革开放后，占领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领域的完全是西方经济学，被称为主流经济学；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被冷遇，在西方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眼里，马克思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责难之一是马克思著作（包括《资本论》等）没有边际主义理论，更没有数学模型。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复杂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已有诸多论述。在此，笔者推荐著名学者何新的《反主流经济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2010年出版）一书，在何新看来，所谓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科学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美英一直试图用“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导中国改革。何新提出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虽然还不成理论体系，但他提出的一些观点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例如，他认为，经济学距离成为一门具有实践意义的真正科学这一目标还非常遥远。同时，何新十分推崇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非常引人重视的是，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科学。

对照目前我国经济学思想领域的状况，再看叶檀预测大同最无前途的文章，我们就会看到其中的种种不足。首先，该文应用了用数学建立模型来预测的方法，筛选了人口流失和城市转型、国企规模和服务业情况、人均财富占有量及消费等数据，其实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看似复杂科学的数学模型，其实人为的因素很大，选取什么数据（数值），不选什么数据（数值），其结论差别很大，甚至完全不同。叶檀的文章，大致选取了2005至2015十年间，这10个城市人口增长、入学人数、居民存款、居民消费以及产业、GDP等数据。有些数据，比如教育方面的，大同的小学在校学生呈逐年减少趋势（由34.4万减到19.8万），外流现象明显，这是比较客观和直观的，也符合我们大同人的切身感受。笔者曾是中学教师，很长一个时期大同的优秀大学毕业生不回大同，成为不争的事实。很多家长都在北京买房，“大同人在北京”也似乎成了一道风景线。但是有的数据就很难说明问题了，比如本外币居民存款（人均7.10万），按照通常的消费储蓄理论，一个社会富裕，它的消费倾向愈低，储蓄倾向就愈高；反之反是。很明显，消费与储蓄是一对矛盾，因此，孤立地看居民储蓄数字是很难得到有意义的真实结论的。经济学理论中的针对各经济要素的政策措施，往往具有两面性（即通常所说的“双刃剑”），这是经济学的常识。其实叶檀的言外之意是，大同靠煤炭得来的钱都被转移出去了，有钱人到外地投资了，这一点没有什么新鲜的，很多大同人也都这么看。倒是文章也认为，大同居民存款额在全山西并不低，比吕梁、临汾要强，那么怎么就能说大同最无前途呢？再看GDP数据，十年间大同上涨2.85倍，比太原稍低点，据笔者了解，2016年大同GDP排全省第5位，怎么大同就最无前途了呢？因此我们说，孤立看几项数据不能得出有意义的真实结论，数学模型预测结果也并不那么可靠。退一步说，就是唯数据，大同也不是落后的，因此，叶先生恐怕怎么也难以自圆其说。其次，文章多为感悟式的判断，缺乏详实的一手资料，用的多为《财经》等刊物的间接材料，没有严格的论证，所以这篇文章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不记得是谁说的，真正的经济学家从来不预测，正如经济学家从来不预测股市一样，因为经济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叶檀的文章开始就说大同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这应该是一句大实话。按照现代科学思想看，不确定性是事物的普遍现象，因为连人们曾经确定无疑的数学都有了不确定性。同样，历史发展也充满不确定性，有理论认为历史发展是必然中的偶然，也就是历史是由一连串黑天鹅事件（小概率事件）决定的。从这个思路看来，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叶檀提到的这10个最无前途的中国城市的市委、市政 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就只能束手无策，听天由命了。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以同被指为最无前途的唐山市为例，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很多外国政界人士及学者都认为唐山将从此消失了，唐山不可能重建起来。但事实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十多年后新唐山就初具规模了，而且后来还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再说80年前进行的伟大长征，当时有多少人相信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工农红军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使星星之火，最终成为燎原之势，迎来新中国的诞生？红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正如《长征组歌》所言：“革命理想高云天”。历史发展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规律是人掌握的，人类能够创造历史，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前几年，我省曾经组织过“山西精神”大讨论，其中就有广为赞誉的“右玉精神”、“大泉山精神”等等。同样，我们大同也有“大同精神”，大同精神中的开放包容、吃苦耐劳、勇于奉献、艰苦创业等等，都是可歌可泣的，大同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无法抹杀的。近些年，大同的经济发展受到剧烈的转型阵痛，但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的努力下，经济及社会发展一直在负重前行。市统计局每年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都充分地说明了大同在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前进。值得格外警惕的是，这些年非理性思想和思潮学说在思想界和文化界肆意泛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不断遭到歪曲和诋毁，历史发展的方向被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碎片化了，人类变成了没有理性，没有理想信念的乌合之众。在党内腐败趋势蔓延的环境下，这种非理性思想和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地侵蚀着人们的思想和信念。不要说普通群众了，就是我们的党员干部、甚至是一些高级干部都丧失了理想信念，淡忘初心，贪图个人利益，失去工作动力。在这种思想状况下，一个没有理想信念和奋斗拼搏精神的领导，怎么能领导和治理好一个城市，一个区县，一个单位？城市的发展和未来前途又何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始终把人的实践和主观能动性放在很高的位置，把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革命看成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新中国建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若按照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不可能打赢朝鲜战争，不可能造出原子弹，不可能成功发射卫星等等，就是河南林县也不可能在崇山峻岭中开凿出“红旗渠”；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都实现了。这些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中，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无穷的创造力有着丰富的总结。1949年面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地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真让人振聋发聩。今天，面对大同发展的未来，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清醒地把握住我们个人乃至我们城市的历史发展方向。

叶檀文章提到的这10个城市，有的是经济发展非常辉煌的城市，比如大连等。其实，这10个城市所面临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也是中国各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改革发展（经济转型）进入了“深水区”。改革开放已高速发展30多年，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是硬骨头。如何理解这个“硬骨头”，深化改革从何做起？笔者认为，党的十八大及其各全会决定，为城市改革、经济转型指明了方向。通过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笔者认为，所谓深化改革的“硬骨头”，其关键就是全面从严治党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很好地阐释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目前，社会上有“只抓惩治腐败，不管经济发展”，“抓党风廉政，影响经济发展”等等议论，这种把政治与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一般群众来说，这是认识糊涂；而对党员干部而言，这是丧失政治立场。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层面上，六中全会的“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可以理解为，只有全面提高了党员和党员干部以及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才能进一步释放或发展生产力。以我市煤炭转型为例，改革开放中期，我市就提出了“二次创业”、“重振雄风”等等口号，但落实了多少？市委、市政 府的政策规划等等谁去执行？执行落实了多少？各种问题和困难恐怕少有人去研究，去落实，去克服。导致时至今日，一煤独大的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根本改变。除了复杂的客观因素外，这与我们各级党员干部的主观认识和思想作风无关吗？如果我们始终发扬红军长征的那种勇克千难万险精神，大同的今天会怎么样？

对于叶檀文章，笔者认为应该报以包容的态度，我们应该欢迎各地学者来实地考察和研究大同。平心而论，筛选数据，建模预测，也有它的合理性，而且文章也确实揭示了大同存在的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难题，如煤炭产业转型、古城复建，还有文章没有提及的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反而会促使我们思考对策。但是，决定一个城市发展前途的因素往往是综合性的，因时间、地点和条件会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关键因素则是人，这已为大同自己的千年史所证明。站在大同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自己应该清楚的是，大同无法改变过去，但可以创造未来。大同的未来，把握在新一届市委市政 府领导手里，把握在我们各级党员干部手里，把握在全市人民手里。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曾有两句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揭示了老一辈革命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信，让我们学习这种忠诚信念，满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