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作品被指70%抄袭 学者：那是在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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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文学类专业报纸《文学报》刊发署名为“柯棣祖”的文章《如此狂抄，枉获鲁奖》，批评2010年第五届鲁迅 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类得主、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旭东的作品《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抄袭。据柯棣祖统计，谭著33万字之中竟有70%也即23万字是抄来的，他用统计表把谭著中存在抄的书页，以及抄的程度，予以注明。柯棣祖对谭著的写作手法也进行了分析，认为谭著主要是通过拼凑他人的文字、观点、材料，主要手段是：张三怎么说，李四又怎么说，王五认为，赵六指出，然后作一概括，或抄完了事，所抄对象主要是国外学者，并指出这是抄袭者的惯用伎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谭旭东表示，“我承认，我串联了他人的观点，但我都有指明观点的主人为何人，要说我抄袭，我认为这是诬陷，我书中每一处引文，都有注明来自何处。”他一再申明，引用不是抄袭，“拙著引用根本没那么多。”昨天，在给本报记者回复的短信中，谭旭东写道：“写过论文、论著的人都知道，引用他人，只要注明出处，就属规范；引用的多，只要它们作为论据能符合逻辑，就是有效。”目前，事情还在进展之中。

在文学理论界，究竟如何界定“过度引用”？它是否恰好踩在了学术不规范的“地雷”上？在学术界，它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吗？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鲁奖风波”，文学理论评论文章的引用标准问题，一时间走进大众视野。

“对于做论文引用文献一事，学术界并没有精准的数字标准，无论国内国外，目前都是这样。”文学理论研究专家、福建省文联主席南帆说，一篇文章究竟需要多大的引用量，其实非常复杂。“这必须根据文章所涉及的内容来判断。一般而言，大多数理论文章切忌有太多引用，但也有例外：古籍整理类的论文，其引用文献的比例就相当大。”

根据学术界的一般看法，一部合格的学术专著，必须对它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具有开创性的思考。文学评论家、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甚至强调，即便在表述方式上，它也应该以打着自己思考的、独树一帜的语言为主。他直言，即便是做“六经注我”式的研究和创作，前提也必须是有“我”，也必须对其所引用的文献有详细的评论、解说或阐释，如果一部著作大段大段的篇幅都是在拼凑他人观点，那它就只能被认定为“学术界的豆腐渣工程”。

肖鹰介绍说，每次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他们都会让答辩论文先过一道“电脑测试关”：如果该文与其他文献的重复率在5%至10%以内，论文指导老师就得重新加以认定；若其重复率在10%至15%的范围内，就得由学院派专人负责审定；如果这个比例在15%至20%的空间内，理论上讲，它就不能算作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经由审核人裁定后，其作者往往得重新进行写作。

“一篇理论文章，如果引用率在20%以上，我们很难将它算作学术专著，称其为文献综述或文献汇编，作者署名为编者，其实更为恰当。”肖鹰直言，“引用率如果真的高达70%这个比例，引用时是否注明出处已经不重要了。如果并未注明，那就是在‘偷’；如果注明了，那是在‘抢’！”

据悉，谭旭东的获奖作品《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本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随后又交付黑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社将该书报送给鲁迅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最后经由鲁迅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初、终评审而获奖。肖鹰指出，这本书是否存在抄袭问题，明眼人很短时间内就能加以判断，“如果此后加以审定发现其抄袭属实，那只能表明我们的学术评估机制和评奖机制标准严重缺失。”

“鲁奖”评委说

不是每位评委

都看过所有参评作品

王巨才是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终评委员会主任，据他回忆，当年，初评委员会大约给他所在的理论评论组提供了近20部终评作品。“大约两三天的评审时间，阅读量很大，工作很紧张，根本不可能细读那么多作品。不是每位评委都看过所有参评作品。”好在评委们都是文学评论家，对圈内学者和他们的论著都有大致的了解。

每人挑重点各自翻看几本著作后，大家伙儿才进行集体讨论，一一介绍所读作品的主要学术观点和自己的推荐理由，评委们则根据现场的说法，再结合自己平日里的印象，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遴选自己最中意的作品。由于第一轮投出的作品超过5部，他们连续投了三轮，“绝不是从矮子里拔将军。”至于所评论著是否存在引用过量、创新不足等问题，王巨才坦言，我们只是拣重点内容翻读，对这些细节观察得并不细致，“与直指获奖作品抄袭一文的作者相比，肯定要粗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