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回到《诗经》的新民歌

石囡

一

诗人王占斌，并不像朦胧诗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举止夸张、佯狂、特立独行。他拥有一张轮廓分明的面孔，个性沉稳，爱好武术，没有不良嗜好。这可能是他形成自己独立风格的内在因素。他早期所做过的一些“新民歌体”尝试，在第二本诗集《像民歌一样行走》里已有较为统一的表露。这些诗歌流传很广，也包括了这组《我爱的三个女人》中的一部分。

王占斌并不擅于饮酒，不过他的灵魂深处时常有酒精发酵，散发着秸秆和艾草的浊味。亲情、爱情、乡村和城市的日常生活，都蕴于其中。虽不炽烈，却醇厚绵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若先从《荞麦开花顶顶上白》说起。

关于莜麦和荞麦的诗歌，王占斌写过不少，这首《荞麦开花顶顶上白》和另一首《在城市看见莜麦》堪称其中的代表。一个是乡村，一个是城市，但都事关劳作、苦难、真情。当然，荞麦一首，写的主要是亲情，但因为把亲情与一方风土融为一起，在阅读体验上，更具有一种平和自然、质朴的流动感。好似击壤而歌，一觞一咏，从容平淡，率真明快。这种体验让人想到《诗经》。

推动一首诗的动力来源，有时是一组意向，有时是音调和节奏。意向太稠密，则显得繁复花哨；节奏太一致，又失于单调。王占斌则把意向和节奏都控制得恰到好处。在《荞麦》一诗中，每一节都以荞麦“起兴”作比，但并不着痕迹。从顶上白的荞麦到白发的母亲，从荞麦的伤口到母亲的凌乱，似乎是有意无意，漫不经心把人打动；如一杯浊酒，慢慢流进人的肠胃。虽反复咏叹，但读者并不觉的累赘，反而情感在不知不觉中趋于高处。

读王占斌笔下的女性，我总是想到《诗经》里那些采葛的人、渡河的人、伐檀的人、征战的人。每一个形象都是活生生的。在语言的技巧之后，更散发着人性的美。就如《荞麦》一诗，母亲的每一个动作都如此鲜活，那从城市跌跌撞撞赶回村里的母亲，那采着花颤颤巍巍的母亲，那微笑背后的琐碎生活，花的曲线和母亲的皱纹……在北方触目可见的贫瘠田地里，母亲的形象和荞麦们一起，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风景。这让我想起马约尔的雕塑《塞纳河》，一个女人的丰硕肉体，流动着的竟是活的自然和人类千古的繁衍。

不用说，采着荞麦的母亲正是这样的雕塑。

既然反复谈到《诗经》，笔者斗胆模仿《诗经》的语言对《荞麦开花顶顶上白》做一翻译：



荞麦开花顶顶上白                            荞 麦



荞麦开花，远远的从崖头望去                  荞麦开兮，施于崖壁；

有如大地馈赠的伤口。晌午的太阳              如露如气，如灼如伤，

榨干了晨露遗留在上面的水气                  日之中矣，其谁赠我。



荞麦子开花顶顶上白                          荞麦开兮，悬其白首，

母亲每年都要从城市赶回村庄，顺手掐一朵      有母归来，采于曼道；

荞麦花，闻了又闻，嗅了又嗅                  撷之嗅之，不肯或弃，

母亲不知道，不经意间她就成了开花的荞麦      华发如云，恍惚同白；



开花的荞麦捂住伤口，捂住岁月的苍白          荞麦开兮，日月流逝，

在镜子里，在我的视线里，在琐碎的事务里      痛哉江河，不肯或止；

那么地零乱、清晰，迎风飘舞                  窥镜者谁，斑斑如昨，

风乎舞兮，且乱且歌；

突然间我的泪花翻滚起来

为荞麦的母亲，为一顶顶开花的伤口            寤寐思服，我泪如沸，

为年年盛开乡思的故乡                        嗟我怀人，寄语荞麦；

那一生中割舍不断的热爱                      思我故乡，母爱弗忘。

二

现代汉语诗应从哪里吸收营养？近年来的一些诗作，语言多疏离，风格多西化，用词多生涩，意向多奇屈；或是故作冷峻的自言自语，或是无关痛痒的田园粉饰，或是从唐诗宋词中找出几个词句作为妆点；诗歌千人一面，更有人刻意消解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以言志抒情为特点的诗歌，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当然，自由体的汉诗还很年轻，每个人都需要做各种尝试。

相比起来，王占斌的诗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个人风格和主观视野。他的诗歌气韵流动，具有从上古诗歌源头涌流而来的一些质朴色彩，就像《诗经》中“风”的部分，从行走中来，从劳作中来，指向生活，扣舷而歌。

以这组《我爱的三个女人》为例，写情也好，写人也好，王占斌并不局限于人或者情。在这一点上，他不可能写出勃朗宁夫人那样炽热的爱。但他是另一种，他笔下的女人，是在一系列现实和某一时空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他爱着身边的这三个女人，也爱着这三个女人所背负的时代、苦难、琐碎和幸福，因为背负着笑和泪，他也更爱这三个女人。这就是一种深层的爱。

“花开富贵”，这样庸常的世俗追求，在王占斌的笔下，通过一张小小的鞋垫，针脚，发呆，老去的绿叶，化为最高尚无私的母爱（《绣满牡丹的鞋垫》）。“安家的腰鼓”、“小巧的腰枝”，这是多么平凡的快乐，秧歌似的节奏中，爱情的心跳变成亲近的马蹄；这是日常生活中多么简单的幸福（《腰鼓多么红艳》）。在《姥姥，我现在不怎么想你了》一诗中，姥姥的坟包化为北方的土地和全部的人间生活，雨水、风和时间抚摸着逝去的时间，而昔日生活整个重建在此时此刻，“一双小脚使村南村北间的小路/变的更加修长//曾经最疼爱我的那个人/把一生圈在两间土坯房周围/膝盖和四肢交给黄土/热爱土豆、莜麦，以及几只鸡或羊/幼小的果树，沧桑的马槽。”这是隔世的爱，却如此深入人的骨髓。爱着姥姥，爱着姥姥全部的时间，包括死去的坟茔。王占斌在诗歌中指人叙事，把自己深藏在众生之中，如民歌般直接表达，并始终忠于内心的诚恳，因此使一首诗歌具有一种超地域的意义。

我始终为王占斌这种类似于“诗三百”的平淡所着迷。他所构建的北地新民歌诗风，完全不同于五六十年代那种“新民歌”的单调，亦不同于一般的乡土诗和田园诗。他诗歌的根在泥土里，长出来的是荞麦抑或土豆，都沾着生命的血液，生老病死，世代繁衍。一颗荞麦，一首诗，就是一幅人类生活的真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