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山西大同古城保护模式

[提要]  ”　　大同市长耿彦波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他从梁思成先生“保护古城，另辟新区”的思路中受到的启发，把传统的记忆放在古城，把现代的记忆放在新区。”　　后来这位专家向建设部反映了意见，批评大同古城保护模式对多层建筑拆迁太大，浪费很大，建设部专门派专家来做了调研。

9月19日，大同，秋意已浓。新修复的东城墙巍然矗立在御河旁。这座城墙完全恢复了明代大将徐达所修建的模样一下宽18米，上宽14米，高14米，望楼12座、控军台两座、角楼两座，箭楼、月城、瓮城各一座，一字排开，绵延1800米一使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大同作为“九边重镇之首”的气度。

　和阳门下，锣鼓喧天，中国大同国际文化艺术旅游节正在开幕。主席台上就坐着多位令人瞩目的“明星级”人物——山西省省长王君、常务副省长李小鹏、副省长张平、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李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著名美术家雕塑家韩美林。

　　吸引他们来到大同的绝不仅仅是这次旅游节，而是与大同这几年来的改造有关一自2008年来，大同的变化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用市长耿彦波的话说，是“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大同正在做的城市建设被冯骥才等人称为“前无古人”——在3.28平方公里范围内，以华严寺、善化寺、代王府等辽金以降的古代建筑群为基点，以四合院和北魏时期流传下来的里坊格局为经络，以东南西北四座城墙为边界，将其中的所有现代建筑予以拆除，打造一个彻彻底底的古城。

　　这种做法注定伴随着争议。一开始，争议更多地来自于拆迁，而随着城市规划的渐次落实，关于古城保护模式的争议逐渐升温。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城市改造的“大跃进”运动，巨额的投资，大规模拆建，短时期内促成的目标恐难以达成。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博导阮仪三对本刊直言：“历史上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还原，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基本的道理是原真性，现在修的东西就是搞个旅游景点。”

　　与阮仪三相反，冯骥才称赞大同找到了一条历史名城的“大同文化保护模式”。

　　争议声中，大同的改造在大步流星般迈进。到过大同的人，有人不赞同大同的模式，但是没有人不惊叹于“大同速度”——在几乎无处不在的起重机辉映下，短短两年时间里，大同已经露出了一座古代都城的面容。

　　“一轴双城”

　　现代的街名很快将被大同市民忘记，因为“魏都大道”这样的名称已经替换了它们。街灯也换了，一排排富有历史感的深灰色宫灯照亮了大同的夜晚。连公交车站牌也换成了深棕色的魏碑体一大同，做过96年的北魏都城。

　　辽金时期的华严寺本只剩下了一个大雄宝殿(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然而眼前经过重修的华严寺却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完全恢复了古代的规模。

　　2008年，大同作出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决定，提出了“一轴双城”的建设思路：“古城实行整体保护，在东边建立御东新区，中间以御河为轴，西边传统，东边现代，两相呼应。”

　　大同市长耿彦波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他从梁思成先生“保护古城，另辟新区”的思路中受到的启发，把传统的记忆放在古城，把现代的记忆放在新区。新旧两城分开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至于古城规划，一开始有不同的看法。耿彦波介绍，他们曾经制定了一个建控地带，可以搞一些多层建筑，只是对高度进行限制。

　　“但是这种保护，我感觉有问题。建控地带的多层怎么能跟古城相协调？”耿彦波说，“做规划的时候，专家拿来一个方案，他认为多层建筑可以不拆，可以建设历史协调区。我就给他打住，让他说明多层建筑的质量，高度，我的多层建筑不能超过12米，我让他给我说清楚怎么协调。”

　　后来这位专家向建设部反映了意见，批评大同古城保护模式对多层建筑拆迁太大，浪费很大，建设部专门派专家来做了调研。

　　“我就让他看，现在的多层建筑90%是违法的。这些建筑楼距最多不过10米，老百姓见不到阳光，这该不该拆？就算抛开名城保护，作为民生问题，应不应该拆？”耿彦波说，建设部最终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不同于一些地方修复局部故居和历史街区，大同最终明确了“六个基本走向”：从旧城改造走向古城保护；从单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从文物造假走向修旧如旧；从文化包袱走向产业创新，从个性泯灭走向特色张扬。

　　文物造假还是修旧如旧？

　　怎样从文物造假走向修旧如旧？怎样以传统的方法延续名城古都的生命？这是古城保护中最容易遭受质疑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顾军看来，这种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所谓复原工程，“绝对不慎重”。

　　耿彦波对此的解释是：中国的文物特点与欧洲有区别，欧洲是石结构为主，我们是砖木结构为主。大家看到，像欧洲的罗马斗兽场虽然残破但不加修复是可以存在下去的，它体现的是残缺之美；中国是砖木结构，如果屋顶有残破不加修复，它是很快会遭受毁灭性灾难的，所以要修复。

　　他举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例，其中记载“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耿彦波说，现在的岳阳楼就是清代重修的，如果清代不修的话，那么岳阳楼几千年的文化信息就失去了，所以修复是必然的。

　　关键问题是“文物造假”与“修旧如旧”的区别在哪里？耿彦波认为有四个最大的区别一是不是原材料、原结构、原形制、原工艺。“正如罗哲文先生讲的，修复看你是不是‘四原’营造，如果按‘四原’营造，那就不是文物造假。文物造假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用的是砖木结构还是钢筋水泥结构。有史以来记载的，中国传统建筑最大的特点，也就是梁思成先生说的‘大木构架’，如果是大木构架，按照‘四原’做的，也就是修旧如旧的修复，过几百年还是文物；如果你是钢筋水泥修复，那你就是文物造假。”

　　在具体施行当中，大同是否坚持了“四原”，冯骥才在考察几天之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甚至注意到，华严寺石头和木头衔接的那个胶，以及那个城堡式的小剧场，用的是老城砖砌的四方的堡垒式的建筑，那么快的速度，其精致度令人惊讶。”

　　饶是如此，仍然有不同的看法。阮仪三就说：“原来的材料，那要是问你是什么时候的木头？什么时候的砖头？这就是问题。原工艺，是不是原来的工艺？辽代工艺你是搞不清楚的。我们现在怎么能了解辽代人的具体工艺呢？”

　　大同转型的成败在此一举

　　阮仪三认为，对历史阶段要分清楚，哪个是要保护的哪个是要修的，而不是整片的拆迁，这种整片拆迁的做法，是对于历史层次的破坏。

　　中国古都学会的一位研究员也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大同的这种发展模式会造成历史的断层。旧城里的许多老房子也是一段历史，如果全部清除，这段时期的建筑就在历史中消失了。

　　但是在耿彦波看来，大同旧城内的那些现代建筑大多为“垃圾建筑”，不仅毫无审美价值，也不适合市民居住，即使出于民生考虑，也应当予以改造。

　　冯骥才是大同巨变的见证者之一，他说，曾经的大同在他的脑海里是一个很混乱的记忆，破旧脏乱的街区，灰蒙蒙的天空，都与今天干净整洁的市貌形成了鲜明对比。

　　平遥古城、丽江古镇的文化保护模式已得到***的认可并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那么，大同的方式是否开创了一种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大同能否在跟风造城的浪潮中独树一帜？

　　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朱士光告诉本刊记者，大同古都保护的理念是“正确的”，“一旦整体保护下来以后，的确能在我国古城保护方面创造一种模式，提供一个典型，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但是他提醒，这也要看具体的条件。“整体性方面，恐怕有些城市很难做到。”朱士光说，“比如西安，古城面积有11平方公里，太大了，整体保护实行起来比较难。”

　　朱士光认为，大同的模式或许可以给中小城市提供一个榜样：“既尊重了历史，也联系到了大同当前经济转型的需要。”

　　2008年之前，大同在城市建设上遭遇了“失去的20年”，基于一种渴望变化的企盼，越来越多的大同市民对旧城改造持一种支持态度。他们并不在乎大同模式的学术争议，而是担心，这项耗资以千亿元计的工程能否顺利改造完成。

　　“大同转型的成败在此一举。”一位大同市民对本刊说。张静、舒泰峰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好不容易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天降大任收拾这个破坛子，谁知道还有这么多弯弯，大同破破烂烂的样子，试问谁人哭？又谁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