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田野上还有多少希望和梦想？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学者梁鸿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一劲儿给她说“谢谢”。 这是一个农民，现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10多个电话，一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的事，太真实了。”梁鸿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激动里带着一丝哽咽。这个电话之前一个月，《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
    她把自己生长的位于中原腹地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 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0年年末的各类好书榜单上。《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梁鸿自己完全没预料到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所激起的反响。“我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启发性。”她说。 梁庄之外，还有赵庄、钱庄、孙庄、李庄……梁鸿在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 政 治学院教书，工作“无非是上课写文章”。

日子一天一天过，她开始怀疑：“每次在课堂上高谈阔论，可是你相信你说的话吗？每次费劲查资料写文章，写完自己都不想看。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生活离我的心灵、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这不是我真实的生活。”

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村里的坑塘、大槐树、青石桥，时常在她的梦中出现。她几乎每周都要和家人通几次电话，听他们说说家里的事、村里的事。几乎每次通完电话后，她都要感叹一番，偶尔也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她的丈夫是一名记者，常鼓励她把故乡的故事写下来。

2008年7月3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登上返乡的列车。之前，她为儿子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唯恐老家的东西“不卫生”。踏上火车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要说怎么做。“农村出现了问题，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回去再说。”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理。家乡越来越近，她和儿子早早就站在车门口。车门打开后，儿子突然哭起来，不愿下车。他用稚嫩的小手指着地面说：“脏。”

“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慢慢地浮出来。”梁鸿说。她还希望寻找到中国当代的政 治 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调查越深入，她发现自己越不了解这个她曾经生活过20年的村庄。“当我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故乡时，故乡是那么的陌生。” 这一次，她在梁庄住了近两个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这两次调查催生出了一本书。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节录，标题就叫《梁庄》。出版时，梁鸿改名为《中国在梁庄》。

曾有记者问她，只考察了一个村庄，怎么就敢断言“中国在梁庄”？她回答说：“哪怕中国只有一个梁庄，它也是中国的梁庄，它也值得、也应该被我们关注。更何况，中国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梁庄。”

梁庄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有的新房门前甚至摇曳着枯黄的杂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村里有一家正在盖新房。一问才知道，这家人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但是房子还是要盖，不然“没面子”。

坑塘随处可见。一些坑塘的水墨绿近黑，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梁鸿把这称为“黑色淤流”。

芝婶家的新房就在公路边，面朝一个坑塘。3层楼房，共16间。2008年夏天梁鸿带着儿子回村时，那个坑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当时，芝婶的小孙子在家，年纪与梁鸿的儿子相仿。两个小孩子很快熟稔，一起玩起来。玩着玩着，他们来到坑塘边上。梁鸿跑过去一把拉住儿子，说“脏”，不让他下去。孩子哭了。芝婶看梁鸿一眼，什么也没说。梁鸿曾问过芝婶，坑塘这么脏，为什么没人治理？芝婶回答说：“村里都是这样。人都不在家，谁还管坑塘？”

2008年，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不给人家看孩子，走不动了，谁管我？”有好多老人曾向梁鸿说过类似的话。尽管早在1992年，民政部就通过了《县级农村 社 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可问过村里几个老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老保险是什么。养老还得靠儿女。 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这就是村子的现状。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梁鸿总结道。

种地与打工

梁鸿曾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出去打工？答案几乎一致：挣钱。 “小孩上学要钱，孩子长大娶媳妇要钱，娶媳妇就要修房子，修房子又要钱，看病要钱，养老人要钱。活人要钱，死人还要钱。不挣钱咋整？”一个村民曾对梁鸿说。

有村干部算过一笔账，梁庄的庄稼一年两季，轮种小麦和玉米。现在一年下来，一亩地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钱，这还得赶上风调雨顺。另外，每亩地一年还有80多元补贴。而梁庄人均耕地不足8分。

90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

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洋气，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梁鸿还了解到，最后厂里也没赔柱子一分钱。

村里有一个人，在和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后就出门打工，一年多没回家。年轻媳妇想念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

这样的故事，让梁鸿很揪心。“外出打工的，留在家里的，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在讲社 会转型，难道在社 会转型中，他们就是天然的牺牲品？”她说。

学校与猪场

芝婶在厨房忙活着，刚上学的孙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玻璃珠。院子里没有阳光，他却玩得满头大汗。梁鸿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抚着他的头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不想。”孩子干脆地回答。他努力地挣脱梁鸿的手，继续玩他的玻璃珠。芝婶看一眼，叹息道：“这孩子可怜，连个伴都没有。现在的孩子都可怜，没爹没妈的。”

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都“很负责任”。“80年代那会儿，哪怕是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会把他叫到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一点都不含糊。镇上年年评比，梁庄小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时的民办教师梁万明说。

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一些房间里堆着破旧的桌椅、床、沙发等，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有的房间还养着猪。推开门，猪就嗷嗷地叫起来。前几年，这里做过猪场。教学楼前的空旷处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现在种着大葱。

“为了开发智力，振兴中华，梁庄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集资办学，修建校舍，添置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先后投资三万一千元，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对梁庄村为四化培育人才，造福后代的兴学义举，特树碑表彰，永誌纪念。” 后来，生源逐渐减少，学校开始萎缩，只保留了3个年级。民办老师大都清退，公办老师也纷纷想办法调走。最后，只剩下一个校长。没人能准确地记得小学是什么时候关门的。大家只记得，学校关门的时候，校长把旗杆放倒卖掉了。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学校大门口外的标语原是“振兴文化，教书育人”。养猪的来了后，在旁边写了“梁庄猪场”4个字。村里人常解嘲地读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两次调查后，梁鸿深感疑惑。直到这本书完成，她也无法评判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从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在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她在书中写道。

在梁庄调查时，她总能听到乡亲们说诸如“那有什办法呢”之类的话。最近这次回去，又有几个老人向她抱怨，没资格吃低保的人吃上了低保，该吃的反而吃不上。“那有什办法？老百姓管不了当官的。”一个老人说。当然，这些老人也会对政府给的好处念念不忘。有一次，梁鸿和几个老人聊天，说起农村的医疗合作、免税、补贴等。老人们都很兴奋，连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

梁鸿在书里评价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这就是梁庄的故事，数亿农民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文章来源：中青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