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市民拿着特制毛笔在宽阔的马路上挥斥方遒，对着镜头他兴奋地打开话匣子：“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诗赋小道，大丈夫不为也。人家你看，耿彦波一挥，城墙建起来了噢。”他手指的方向，是大同市正在修葺的城墙。

大同，一个曾经被誉为“三代京华，两朝重镇”的繁华古城。如今却屹立在一堆废墟旁边。污染严重，经济前景黯淡，城建落后，面对这样的烂摊子，市长耿彦波急切地想通过“文化大同”的城市规划为大同注入一针强心剂。

他奔波在城市拆迁与建设的第一线，工地上飞沙走石，老耿和官员们坐在车内指认哪块是拆迁困难区域，毕竟，牵动了全市30%人口的安置，是项大工程。

他说自己同情弱者，会尽量妥善安置拆迁户。当然，涉及拆迁这样的敏感话题，围绕着拆与不拆，触及各方利益，总有人满意和不满意。

在明亮的回迁房内，有户主笑逐颜开，握着耿市长的手，一再称谢。

拆迁现场，也有人怨气冲天，说将来必定有天喝药寻死。

老耿是个耿直，有点儿轴的人。工作雷厉风行，批起人来毫不含糊。

他批评地方官员：“你这个是失职啊，你赶紧写辞职报告，赶紧换个能办了的人。”对方只能悻悻地讪笑。“我跟你说呢，你这么个态度不行的。”……“大同需要的是能办事的人，不是当官的。”

他会监督第一线，指着和烂稀泥的工程负责人鼻梁，对旁边的下属说：“你看这个家伙他妈的表面上挺老实的，一肚子灰水，这小子。”

越来越多的人成了他的枪靶子，这也暴露出严峻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做些表面文章充政绩，要比真正实干做事来得容易。

但老耿选择了实干为民的道路，并且，没有知难而退，而是争分夺秒，调动各方来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老耿面对镜头，常常念叨起这句话。各方的拖延，仿佛故意要看市长笑话似的，耿彦波明白，没有太多的时间，但只要能争取的，他必然全力以赴。

这位笃信佛教的市长站在55岁的人生临界点上显然已经看透了许多，有时，他坐在不开灯的车里，任由黑暗吞没他，仿佛此时内心才能真正回归安宁。

老耿的践行并赴任会非常隆重。很多拥护他的市民自发前来送行。汽车渐渐驶离人群，耿彦波终于潸然泪下，两行清泪无声地袒露多年仕途积压的情绪。

第一缕晨曦透过车窗，照进现实。耿彦波和衣而睡，一脸倦容。窗外热闹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新的一年来了。

这已经不是导演周浩透过镜头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国的高级官员。在此之前，《书记》已经作为“一种题材”吸引了各方眼球。这一次，他的运镜依然极度写实，并且保持片中人物的完整性。犹如春秋笔法，把一个普通的中国市长小到生活、大到执政理念全部细节展现在观众眼前。

比如你可以看到耿市长的爱人，又是疼爱又是责备地把老耿“揪”回家的。这时，他不再是一台为改变而奔波的工作机器，而是作为中国普通家庭的一份子，浓缩为亲情关系中的一个被施予者。

再比如他对着镜头独白的分支，“大同今年冲不上去，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撂下的每句话，神情中的疲惫，验证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官场生态的夹缝中生存，仕途上的升迁，他早已置于脑后。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是，老耿升迁赴任太原市长前的宴席上，与大同市委书记丰庆祥的碰杯，口中喃喃道：“所有的话尽在此杯中……”一年半后，这位与老耿貌合神离，只知道打官腔的书记就被双规了。常言道：轻盈的，升天。污浊的，落地。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在这部纪录片中，除了老耿，还出现了多位特色鲜明的人物。

大隐隐于市的老马，常常穿着军绿色上装，在善化寺外晃悠，将拍摄者比作本土“安东尼奥尼”。（拍摄纪录片《中国》的意大利导演）

还有位明显经受过良好教育的钉子户hui（音），她反对耿市长这大规模拆迁安置，认为在整个过程中，许多拆迁户的精神都给消磨掉了。

导演周浩很自然地记录下大同人民的只言片语，关于生存，关于利益。

作为一名辞去《南方周末》20万年薪的电影从业者，周浩对纪录片有着足够的热情和自律。

最后，恭喜导演连续第二年蝉联含金量极高的——台湾电影金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