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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彦波　推起一座城市的文化高度

热度 6已有 855 次阅读2013-5-24 16:37 | 大同, 耿彦波, 文化高度

本期中华儿女封面人物：耿彦波　推起一座城市的文化高度

大同何以成为大同?这座城市的文脉来自哪里?迥异于地图上其他一座城市的特色在什么地方?

　文／墨　西　
　　【编者按】　　　　
　　2008年2月，耿彦波调任大同市长，2013年2月，耿彦波调离大同。随着耿彦波的离任，大同五年发展的功过是非再度成为民众和舆论评述的焦点。本刊特发此文，以期能够在众说纷纭中，以更为开阔的视角和更为深刻的论述对耿彦波主政大同五年的实践给予梳理和探讨。文章写成之时，耿彦波尚未离开大同。　
　　过去五年，媒体的关注须臾未曾从大同市长耿彦波身上淡去，在合力传递出一幅“兵家气象　儒者风骨”的文化型官员形象之后，已经几近“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影响。坊间的口口相传，则继续保持着素朴生动的活力，最新增加的评判，说他是“大同历史五百年来第一人”，是夸大其辞还是实至名归都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相比较于五年前，市民对新市长的规划普遍缺乏基本的认知和想象能力，五年之后，他们已经能够在逐渐变得清晰可触的城市愿景中，找到各自的评判依据。　　
　　引经据典的学养，夙兴夜寐的勤勉，雷厉风行的果断，耿彦波的人格魅力自然不容置疑，但是对市长的考量，除了浮光掠影的描述之外，终究还应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城市治理之中。耿彦波在讲话中曾经坦言初来大同时有过如此自问：“喂，老头子，你来大同能干什么呢？”，五年之后，或许不失为一个可以停下来反观回顾的节点。从空间意义上对城市规划的布局，到时间脉络中对城市命运的探寻，耿彦波是否有带领这座城市逐渐走出僵局和困境？大同的城市主体性和优势是否有渐渐清晰？城市转型过程中的壁垒他如何化解？“一轴双城”的规划究竟是理想性解决方案还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他做出一系列决策的视野和襟怀又是在哪里？　　
　　即使大同变化之大任谁都无法假装看不见，我们仍需平心静气，来检点耿彦波五年时间对这座城市的作用和影响。认真建造城市和认真建造废墟的人都有雄心壮志，暴虎冯河的血气之勇与深谋远虑后的斩钉截铁看上去也没有太大分别，我们当然相信每个城市的领导者都有好的初衷和诚意，但是结果的有效与否才应该是衡量的唯一标准，毕竟城市规划不是建在海滩上的沙雕，可以由涨潮海水轻巧地抹平，再重新来过。规划者每一个或大或小的举措，都关乎到普通人的生息，他洒下的是什么样的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城市棚户区

　　安顿城市记忆
　　城市规划,是要建立专属于这片土地的法则,因此,对城市本源性的追问便显得尤为关键:这座城市的文脉来自哪里?迥异于地图上其他一座城市的特色在什么地方?看上去颇为常识性的追问,却可以成为阻止城市建设盲目攀比的有效途径。遗憾的是,常识的匮乏,或者是文化自信心的短缺,终究还是导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对西方化的“亦步亦趋”,画虎不成又反类犬。
　　那么,大同何以成为大同?
　　耿彦波选择了与大同的直面相对,中间不隔层层汇报的官员,也不隔堆积如山的材料。履新第五天,大年初一,新市长独自翻城墙、进民居,发现了古城内保存完好的里坊结构,步测目量了一大批历史遗存的现状。自此五年,耿彦波大部分时间都在现场办公解决问题。他与北魏时期的云冈大佛相遇,与中国最大的辽金建筑群善化寺、华严寺相遇,与中国仅存的元代关帝庙、法华寺相遇,与北魏修建明代增筑的古城墙相遇,他与住在棚户区里的老人相遇,与担煤生火取暖的中年人相遇,与小巷中结冰打滑的泔水、风一吹漫天飞舞的垃圾相遇,与各式各样违规建筑、盘根错节的既定利益格局相遇。他知道这座城市有骄傲的地方、显赫的地方,也有疼痛的地方、创伤的地方、跌跌撞撞的地方。该怎样擦亮蒙尘的珍宝,怎样安置今人与古人的关系,让被遗忘的得到尊重,受到伤害的得到抚慰,失去希望的看到希望?
　　在城市基本框架的布局中,上个世纪50年代梁思成、陈占祥先生提出的“梁陈方案”成为耿彦波大同规划的借镜之处,遵循其将保护古城和发展新城的矛盾放在两个空间来解决的基本精神,耿彦波决定以御河为轴线,西边完整修复古城,东边建设新区,此之谓大同的“一轴双城”规划。
　　评判耿彦波在大同修复古城的规划,必须要置于整座城市的地域背景中,才能够谈得明白。大同地处塞北,位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界地带,这样的空间特征决定了整座城市难逃烽火绵延的命运,也有各民族杂居相处的和谐。赵武灵王于此处令群臣学习胡服骑射;北魏鲜卑族则仰慕汉风,在此实行汉化改革,渴望通过郁郁斯文化被天下;明清时期,大同成为北中国的军事重镇和商贸中心,不同文化在此碰撞和交融之后又伴随马蹄驼铃向西向东。概而观之,大同2300多年的城市记忆,既有对中州正韵的念兹在兹,又有对异域风情的耳濡目染,大同的因缘殊胜,有凭证有底气。

文庙旧貌

　因此,耿彦波修复古城的决策并非无中生有,大同的历史值得主政者认真对待。可加以佐证的是,在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大同名列其间。照料祖先留下来的遗产是后世子孙的份内之事,城市历史记忆更是百姓血脉相传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根源,外人自然可以质疑耿彦波对古城墙、华严寺、文庙等一系列历史建筑进行修复的必要性,但只有大同人知道古城墙对大同的尊严和荣誉意味着什么,只有大同人保存世世代代在永泰街上鼓楼下漫步的记忆,只有大同人更能明白文庙中“斯文在兹”的渴望,更珍惜华严寺里佛像历经千余年的守护。被损毁和被修葺本来就是古建筑古文物在大历史长河中的命运常态,但是外界何以处处容不下修复古城的举措,动辄便是舆论不分青红皂白的来势汹汹?
　　修复古城引发的争议怕是当事人始料未及,五年时间,一有国内关乎古城建设的风吹草动,大同便被拿来做类比。具体来看,耿彦波需要承担的过错有两方面:急功近利、文物造假。这些质疑,验证的究竟是旁观者的明察秋毫?还是舆论对古城土木工程的普遍焦虑?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要论证过错成立与否,逻辑上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是:古城的修复得到了什么样的功利?造假的文物,又是假在哪里?
　　从短期来看,修复古城的实践使濒危的历史遗迹得到了保护:修缮之前的古城墙土坯经年累月裸露在外,风吹日晒伤痕累累,墙体断断续续残缺不全;如今,古城墙的修复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完整竣工后将绵延7.2公里,墙表包青砖,大同古城墙素以高耸险峻著称,现在瓮城、月城、角楼、望楼等已按照史料重现。修缮之前的文庙已大部分损毁,仅存大成殿茕茕孑立,还被借作库房用,修缮之后,泮池、尊经阁、明伦堂等已按照史料一一重现,先师孔子雕像温良恭谨立于堂前。修缮之前的代王府劫后余生,仅存目前国内最大的九龙照壁,杂处于众多商铺民居中间破败蒙尘,府内琉璃、陶瓷、石雕等构件散落各处,修缮之后,琉璃、陶瓷、石雕等构件被镶嵌原位,明代王朱桂的“天下第一王府”将缓缓巍峨重现。修缮之前的华严寺,生存空间遭遇种种挤压和侵占,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修缮之后,寺前广场营造庄严礼佛氛围,“海内孤品”华严寺重新得到善待和尊重。
　　从长期来看,经过修复的历史遗存将继续伫立于古城内,不至于后世子孙捧着历史课本无迹可寻。

鼓楼东街旧貌

　文物造假的质疑,主要指向大同古城修复中遵循的“修旧如旧”,依据是《威尼斯宪章》中要求“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区别于原作”。修旧如旧并非耿彦波独创,其来有自。1955年梁思成先生根据中国建筑的群体特征,提出异于宪章中“可识别原则”的“修旧如旧　浑然一体”。修旧如旧激起论争和怀疑并不意外,耿彦波屡屡引述梁思成先生为大同古城修复正名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讨论或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效果耿耿于怀,比如今人是否有可能建得好过古人,或含混于道德层面的审判莫衷一是,比如今人修旧如旧算不算蒙骗后人,就好像还有另外的道路可以选。“修旧如旧”不是一个轻松的方案,但是在当代建筑风格已经同传统建筑风格一刀两断之后,除了以“修旧如旧”的方式照料留存下来的历史建筑遗迹之外,再没有道路可以选。
　　中国古代建筑多为砖木结构,容易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损毁,而留存在古建筑中脆弱的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薪火相传的守护,也很难继续传递下去。要不要修旧如旧无需置疑,但是在修复过程中始终需要追问的是,我们到底在这些古建筑的代际传承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注入的是什么样的信仰,是恭敬谨慎还是肆意妄为?后人能从中读到的,是我们的真诚和专业,还是我们的浮躁和敷衍?
　　耿彦波熟诵《论语》,为政之余手不释卷。儒家素以承传文脉自任,对于一位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染的官员来说,修复古城是急功近利和文物造假的观点未免太看轻他的襟怀和用心。如果仅仅是急功近利和文物造假的政绩工程,耿彦波何须要求必定在充分考据历史资料基础上进行审慎论证?何须严格遵循“原材料、原结构、原形制、原工艺”的原则?何须长时间呆在古建筑修复现场锱铢必较?何须因过度操劳以致体力不支?这未免太不值。更何况历史遗存修复的功德和福报哪里是在今日,根本要在更长远的时间段内才能看得清楚。
　　耿彦波的专业,在于他能够清清楚楚说得明白大同的古城修复为什么要这样而非那样,为什么要实行整体保护而非单体留存,为什么要跳出古城发展新城而非在原地拆毁重建,为什么这些古迹是珍宝而非沉重的负担,为什么要坚持留下遗产而非留下遗憾。大同既然有幸多得一份历史的馈赠,市长更应多担一份传承文化的责任,舆论既然对文物修复工程多一份恐慌,耿彦波更有对文化遗产多一份珍重。回视五年的古城修复工作,其实是五年的明其道不计其功。2011年6月,在接受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颁奖时,耿彦波有过这样的表述:文化遗产的崇高、典雅,给了我理想的养分、精神的能量、文明的情愫、希望的支点。大规模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滋养、丰富、提升和成就了我,使我深刻感悟到中华文化的神圣和伟大。保护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地奋斗和传承。
　　姑且不论在历史遗迹保护中耿彦波承担的传承责任,也不论因古文物保护引发市民荣誉感和归属感的苏醒,单是对大同古建筑悉心的守护和修缮,耿彦波已经算功不唐捐。从目前来看,整座古城的修复工作已经完成五分之四,古城肌理延续唐代棋盘式里坊结构,阡陌交通;古城民居保存明清四合院风貌,门楼砖雕精巧细致;古城天际线由主体古建筑与四合院民居连绵而成,错落有致,古城墙、华严寺、善化寺、鼓楼、纯阳宫、文庙、帝君庙、法华寺等昔日饱经创伤残缺不全的家底,经过完整修复之后,虽未至回到昔日平城或者西京的繁华,但已经足以借此辨认出大同的特别之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的美誉并非只是徒具虚名。换到精神存在的角度,历史不是凌空虚蹈的存在,人们的缅怀和追忆都需要凭证,大同古城逐渐修复的过程,也是耿彦波试图安顿整座城市记忆的过程。要他心里有传统文化的浸染,才能懂得溯源来处,也要他真心敬重古城的往昔,才会尽力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这些是真正在这座城市里发生和存在的经历,不可以被割舍和遗忘。

城墙旧貌

　清晰城市愿景
　　任何主政大同的人,都必须应对大同与煤炭的关系。这是市长在探索城市命运轨迹时,除了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质之外,必须直面的第二个起点。
　　世人皆知大同因煤著称。作为国家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建国六十多年来,大同大部分时间都位居中国煤炭城市产量的首位,累计贡献优质低价煤炭资源总量达25亿吨,为国家建设输送了源源不竭的能量和动力。但是如果追问,煤炭究竟为大同带来了什么?对这座城市的普通百姓和生态环境有怎样的影响?大同的城市转型何以因煤而如此困难重重?还有,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回望大同的僵局和困境,有几分归咎于利令智昏的饮鸩止渴,又有几分归咎于官员的五日京兆之心?追问下去,是不是比较能够看得清楚?
　　按照国际经济学界关于“资源诅咒”的研究,20世纪中后期以来,富饶的资源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来说往往并非幸事,大部分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远不如那些资源匮乏的区域。这听上去很像是一个悖论,但事实上并不难解,大规模的资源开采的确会带来短暂的收入增加,但是从长期来看,资源开采行业与他国民经济部门发展没有太多相关,并且由于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和一枝独秀,甚至会挤压制造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进而影响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计。粗放的资源开采模式也不需要过多科技的投入和人力的培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严重不足。　
　　这是学理上的论证和分析。事实上,大同的情况还要更糟。长久以来,由于一煤独大,导致非煤产业萎缩凋零,鞋厂、橡胶厂、肉制品厂、服装厂等几百家一度辉煌的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大同下岗工人近10万人;因为煤炭长期按照计划经济价格输出,地方财力来源单一并且严重不足,民生建设滞后,大同工矿棚户区与城市棚户区总量达23万户;生态环境方面更是苦不堪言:挖煤打漏了地下水,导致水源枯竭,地表塌陷,植被不生;煤电企业就地变煤为电,大量烟尘和二氧化硫直接排放,2004年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污染指数排名,大同位列第三;运煤车沿途漏洒粉尘,云冈石窟披挂“黑纱”,外来游客觉得很惋惜,大同人觉得很丢脸。

耿彦波在工业园区现场办公

　如果说历史为大同积淀的是荣耀和骄傲,小煤矿为大同留下的则是疼痛和创伤。很差的空气质量、脆弱的生态环境、破旧的居住条件,大同为GDP中60%的煤炭收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些还不是全部。当八十年代由煤炭带来的繁荣表象逐渐褪去,大同有三笔旧账需要认领,一笔是竭泽而渔的后果,一笔是被贻误的发展时机,一笔是公众对城市未来越来越少的信心和对主政者越来越少的信任。
　　第一笔账目显示,大同最为优质的侏罗纪煤只剩下二十几年的开采量,矿竭城衰并非只是危言耸听,第二笔账目表明,大同城市市容风貌几乎定格于二三十年前,而塑料、橡胶、服装、饮食等产业已经衰败不及二三十年前,第三笔账目,可以从摇头叹气的街头议论中明见,大同人说,“包头越来越像深圳了,大同越来越不如丰镇了”,丰镇毗邻大同,隶属内蒙古自治区。
　　这是2008年2月耿彦波接任大同市长时,整座城市全部的背景。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三笔旧账该如何清理?大同要去向什么地方?被亏欠的百姓,要拿什么来补偿?
　　资源型城市转型不是新鲜的话题,早在2007年,国务院便下发过《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但是,资源即将耗竭的预言和城市急需转型的警戒往往根本不会产生真正的触动。一方面,即便只剩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开采量,比照眼下三五年来看,也算来日方长,对未来的忧患意识不足,直面当下困境的诚意和勇气又不够,只能得过且过;另一方面,虽然自北宋始中国已经有真正的城市经验,但大规模城市化对中国来说还是上个世纪才开始的新鲜课题,经验的匮乏和想象力的缺失,导致我们不知道城市转型还可以变成什么样子,上海世博会中国城市模型或者是古建筑,或者是牛、马、羊,不知道要向未来表达什么。
　　耿彦波治政,在在都见对城市未来规划的重视。2010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班讲座中,关于规划的问题,耿彦波有过系统的阐述:“规划是一个高度的问题,古人讲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规划是城市的领导者站在什么样的高度看待城市未来;规划是一个尺度的问题,100年以后看今天的决策,是否还经得起考验;规划是一个审美的问题,要符合城市审美的规律;规划是一个原则的问题,规划大于权力,规划的神圣性不接受任何权力的侵占。”
　　这不是多高深玄妙的学问,耿彦波讲出的是常识,可是有的时候有人通常会忘记这一点,城市建设或变成拆东墙补西墙的临时应付,或变成权力不肯洁身自爱处处伸手的示威,普通百姓只能在朝令夕改中仓皇应对,哪里谈得上被善待,又哪里会有信任和信服?在没有规划又没有对未来愿景的城市中,不停建造的废墟,又不停地被拆除由新的废墟取代,千篇一律的面目模糊验证着无处不在的浅薄和短见,好像这里只是临时落脚的地方。
　　难得的是,耿彦波坚持了对常识的尊重,守护了规划的尊严。整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定位是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过去五年,所有的努力都在朝向这样的目标行进,在规划的总体指引下,大同迈出的每一步都意图清晰并且有理有据,能够知其然也能知其所以然。作为市长,耿彦波必须时时面对和警醒的问题包括:文化名城的文化体现在什么地方,传统与现实之间有怎样的延续?游客千里迢迢至此,大同愿意被看见的和被记住的是什么?生态名邑的树木在哪里,水在哪里,空气是不是新鲜,道路是不是干净,可供老人家回忆打盹的场所有几处,能够给小孩子打水仗、辨识花鸟草木之名的公园在什么地方?大同欢迎什么样的项目落地,又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欢迎?百姓的疼痛和创伤,有几处得到愈合,又有几处仍然曝露在外?

纯阳宫（程志成摄）

　大同开始认认真真梳理城市的文化家底。根据冯骥才先生的估计,大同拥有的古代雕塑珍宝近10万件。2012年,《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出版,该书长达四卷六集,由史学家、雕塑家、摄影家合力完成,当代大同自觉为历史留下一份图文的见证。这样的见证不仅有学术上的价值,也是现实的关照和呼应。2011年,中国国际雕塑双年展在大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雕塑珍品汇集于此。大同人扶老携幼,排队参观。妈妈告诉孩子不可以大声喧哗,老师告诉学生要养成好的参观习惯和素养,要有庄重之心,成年人在各有深意的作品前各有感触,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滋润,其实就在于这样细微的传递之中。
　　大同感念前人披荆斩棘的功劳和心意。要不是有三十年代梁思成等人在战乱中风尘仆仆,为大同尚未遭受浩劫的古建筑遗迹精心测绘并且留下图样,后面的许多修复工作真是不知道该如何着手,要不是有梁思成先生为北京城提出的“完整保护古城,另外发展新城”方案,大同的“一轴双城”规划也真是不知出得来还是出不来,古城的命运也不知会被怎样对待。2011年9月,梁思成先生纪念馆在东城墙下落成,这是全国唯一一处梁思成先生的纪念馆,大同人真心敬重梁先生,又感恩他,为纪念馆的落成奔走相告。假如梁先生能够亲眼见到他为古都北京做的规划在另一座古都大同逐渐变成现实,他的遗憾和难过,会不会少一点?

梁思成纪念馆（程志成摄）

　大同将城市历史的影像资料恭恭敬敬置于2011年建成的“平城记忆馆”中,一点一点地收集,一点一点地丰富和完善,试图能够口齿清晰地讲明自己的过往。记忆馆中保存有官方绘制的乾隆年间地图,道光年间地图,民国时期地图,一版一版比对能够见出历史变迁,也有民间自由买卖的凭证契约,百姓日用购置柴米油盐的票据,小心翼翼粘合的老照片,皱皱巴巴的资料档案,每一份存留的凭证,都能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增添一点厚度和深度。如果你自己都不曾弄明白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又如何指望能够得到外来游客的尊重和敬慕?
　　大同端端正正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不足。重新依据科学规划修建的道路使整个城市变得顺畅;百姓发自真心的爱护和环保工人的努力使整个城市变得干净;新修建的东城墙带状公园,文瀛湖公园,御河两岸公园,智家堡公园,采凉山森林公园让人们周末有了可以去的地方;随处可见的城市绿地,让老人的晨练和情人的散步变得容易;空气变得新鲜清澈,大家愿意呼朋引伴出门;棚户区的居民得到安置,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布置自己的新家;新种了很多的树,树木不必担心遭受房地产商的驱赶,也不必担心被园林局忽略和遗忘,它们是城市里受到保护的居民,只要尽职尽责春天发芽开花,夏天撑开绿荫,秋天变一树金黄的叶子,冬天枝头挂满白雪或者冰棱就好。

文庙：斯文在兹（程志成摄）

　大同不仅仅是在变大,更是在变得开阔和大气。2013年,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将在大同举行,这是2300多年来,大同第一次作为国际性赛事的主人。能够吸引世界的目光固然值得骄傲,可是更深刻的意义应在于世界资源转型发展中,煤都大同所具有的大胸怀、大气魄和大担当。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赛队在大同建造的实体太阳能住宅,将为能源问题的解决提供直接有效的智力支持,而对普通百姓环保理念的引导和教育,也将不仅仅依附于空洞的说辞,而是在真实可触的参观中逐渐得到实现。

耿彦波在体育馆现场办公

　必须明晰的是,赛事是大同转型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带出城市转型的愿景、路径和信心,但是大同的转型绝非一项新能源的国际性赛事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千难万难都还等在面前。从一煤独大到装备制造、新医药、新材料、清洁能源、光伏产业、循环经济、煤化工、冶金管材八大工业园区共同扩展,百废待兴和筚路蓝缕所需耗费的心力和体力,一点一滴都省不得。现在可以看到,御河东岸160平方公里的园区建设已经初步完成,中国重汽、中国医药、中海油等大集团大企业纷纷落户,大同经张家口到北京的高速铁路,经五年呕心沥血,上下奔波,终于进入国家计划安排,开始启动。这是未来大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先前冗繁的行政审批手续,大刀阔斧精简;先前冗长的审批法定时限,拦腰缩短一半;先前闭塞拥堵的交通,现在通畅无阻;面对外来的项目和投资,大同即使还没有完全学会精诚所至,至少已经不再是固步自封。
　　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说,“当棋子下在正确的位置时,每一颗看起来都闪闪发光。”过去五年,大同的古城与新城各归其位,大同的历史与未来各归其位,大同的记忆与期待各归其位。记不住过去也想不出未来的焦虑正在这座城市逐渐消散,耿彦波心里有大的布局。2012年在大同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ZF工作报告上,他重申了大同“一轴双城、古今兼顾”的规划,“一座饱经千年沧桑的完整古城,延续着曾经的辉煌,传递着历史的回响;一座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新区,熔铸着时代的精神,塑造着城市的品格。大同在历史的迷雾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城市坐标,创造出自己的特色个性。”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善化寺内,73岁的罗忠仁老人正在讲大同的规划。他一边讲,一边用拐杖在地上指点比划,哪里是御河,哪里是老城,哪里是新区。老先生志气满满,又思路清晰,好像规划是出自他的手笔。
　　东城墙上,26岁的张晓杨正在带同学骑车绕古城,以前同学就说要来大同,她都遮遮掩掩推辞,到处灰头土脸,不知道可以带人家看什么,现在,她觉得有很多值得炫耀的地方,同学三天的参观行程,她都安排的紧紧。
　　文瀛湖畔,7岁的果果正在跟爸爸一起玩水,小男孩把袖子伸进湖里,提起来水声滴答滴答,乐此不疲。天气不太冷,爸爸没有阻止他。文瀛湖荒芜干涸了二十多年,去年完成治理。垂柳依依,水鸟乱飞,现在这是大同人心里的“西湖”。
　　火车站,刚刚送孩子去昆明读书回来的阿姨说,“昆明就是气候比大同好,环境什么的,可不如我们大同呢。我们大同这几年变化可大了。”
　　文化情怀是耿彦波半生执念所在,对百姓的珍视更是其念兹在兹的心结。五年前,耿彦波放弃了对大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小修小补,诚然是基于对整座城市现状的考量,但是当整座城市同时开工,几乎变成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时,难免招致用力过猛的担忧,甚至有人冠之以“耿疯子”的名号,或者以“堂吉诃德”类比其一意孤行。文庙名宦祠中,耿彦波写“做个好官留个好名自古善恶有公论焉患位卑位尊　干点实事建点实功从来毁誉在民心何忧名显名隐。”五年过去了,匹夫匹妇也都能看得懂大同坚守的规划,也都能听得懂耿彦波口干舌燥在说些什么,也都能碰得到他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现场办公,也都能感受得到整座城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化。耿彦波用清晰的未来图景和躬身践行的承担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和信服,也赢得了百姓对城市愿景的信心和期待,整座城市撕裂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他又岂不知这伤口仍旧有疼痛。
　　五年过去了,这座城市仍旧有破败的地方:三道营房一带的危房在等待拆迁,东南隅的简陋平房需要改善,北十府街的小巷还是坑坑洼洼,容易跌倒;这座城市也仍旧有粗野蛮横的地方:汽车抢红灯,自行车也不让,马路修得干净宽阔,马路上的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耕种和收获哪里是一朝一夕的事,今天洒下的种子,也许要很久之后才会发芽开花,重要的是,整座城市已经醒了过来,有直面问题的勇气,也有脚踏实地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