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履职大同市长仅三年的耿彦波，遭遇到了仕途生涯最严重的危机。

1月5日，因为大同179宗违法违规土地，耿被国土督察局约谈；3月3日，又因大同在山西省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一般”，耿再度接受山西省委的诫勉谈话。接连两次约谈，把这位“城建狂人”推上风口浪尖。

“南有仇和，北有彦波”，在山西，人们习惯于将耿彦波的名字和吕日周、仇和等个性鲜明、手段强硬、独断专行、急功近利的“另类官员”联系在一起。尽管仇和此前在争议声中一路擢升，打破了内地官场“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魔咒。但两度约谈和问责之后，大同市长耿彦波的个人去留和荣辱进退，仍然惹人关注。

2008年2月，在太原做副市长的耿彦波被突然宣布调任大同市长。上任伊始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他就下达了一条颇富争议的“停建令”—大同古城保护范围内所有在建项目，必须无条件停止施工。

这条停建令给当地官场留下了耿彦波其人非常“霸道”的印象。耿长期负责城建工作，擅于挖掘历史遗存，此前在灵石、榆次和太原任职，他先后留下了王家大院、常家庄园两个经典开发案例。面对大同因长年疏于保护而残败的老城，他想拾起这座北魏古都的文化内核，至少也要“回到明朝”，重塑大同的城市形象。

接下来的城市拆迁工作，给他招致了更多非议。耿彦波以他特有的强悍作风，雷厉风行，很快就把大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工地。由于安置房不到位，拆迁户每月只有200元的租房补贴，大同市拆迁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居无宁所，陷入租房、搬家、拆迁、施工的混乱中。

这时候的耿彦波，成为民众情绪集中宣泄的对象：指哪儿拆哪儿的“耿一指”、“耿拆拆”、动不动就强行拆迁的“耿疯子”，民间给这位新任市长扣上了一顶顶大帽子。

拆迁矛盾迅速激化，给耿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事后回顾三年来的工作得失，耿亦承认，拆迁确实有风险，老百姓的骂声时刻提醒他注意拆迁强度会不会超过社会的承受度。

而为了筹集大同城市转型过程中数以百亿计的重建资金，耿大力“经营城市”，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控制房价的大背景下，让外界看来，颇有“顶风作案”之嫌。

作为一座资源即将枯竭型城市，大同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不转型，将成为一座死城；转型，高达500亿元的城建投资，对于年财政收入只有120亿元的大同来说，令人咋舌。耿的解决之道是：贷款100亿元，ZF自筹100亿元，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资金50亿元，另外250亿元则来源于“经营城市”。

为此，他把规划、土地、房管、城建四部门的工作都抓到自己手里，同时把原来的土地储备中心由正科级升格为正处级，要求所有的土地都归拢到土地储备中心。

在耿的强势运作下，土地储备中心很快就收储了8000亩土地。拿到土地后，耿对土地价格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房地产开发每亩不低于200万元，商业用地每亩不低于300万”。这些土地收入足以填补250亿元的资金空缺，但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大同市区房价从三年前的2000多元/平方米，一路飙升到均价4000元/平方米。

主政大同以前，耿曾向省委请命，希望能在大同起码干满一届。尽管近15年来，耿从未在一个地方干满一届，但在大同，他所有的工作规划和建设蓝图，都是按照5年的届期定做的。现在，大同的城市转型正值关键时刻，耿彦波本人却因土地违规和政绩考评两度被约谈，大同人不能不担心，一旦他中途离职，给大同留下大量半拉子工程，将如何收场？

3月17日，耿彦波在经过国土部门和山西省委两度约谈后，接受《凤凰周刊》记者专访，披露约谈背后的隐情，展现他的施政理念和内心纠结。

大同土地违规，90%是国家重点工程

凤凰周刊：三年来，你在大同做了不少事，也挨了不少骂。最近国土资源部就大同土地违规问题和你约谈，是什么情况？

耿彦波：国土资源部问责还是有必要的。我在国土资源部约谈时作了深刻检讨，2009年的工作中出现了违法占地问题，我是有责任的，应该承担。不过，大同的违法用地90%以上是国家重点工程，还有一些地方重点工程，没有一宗违规是和开发商有关的。这么多重点工程开工，地方无权例行叫停，就算是例行叫停也停不下来。我想这恐怕是有问题的，当时我建议以后别让基层同志们为难，一方面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另一方面还要承担问责的压力。国土资源部门也在反思和探讨这个问题。

凤凰周刊：因为国家重点工程被问责，你怎么想？觉得委屈么？

耿彦波：也不委屈，客观情况就是那样。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组织原则，只要是国家定了的事，地方ZF应该责无旁贷加快推进，不能违背上级和国家的意志。但是，出了问题，总要有人成为被问责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承受一些个人损失，承担一些外部压力，你当这个市长就要承担这份责任。

大同被国土资源部门约谈，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大同这么落后，国家应该支持，怎么能说是违法呢？另一种反应是：市长带头违法，让老百姓怎么办？他们这么说，部分是因为对事实真相不了解，我想随着政策的调整，这些问题会解决的。

凤凰周刊：最后问责结果怎样？

耿彦波：按照规定，违规用地超过15%就要约谈，国土资源部约谈我，就是告诉和提醒我这个有问题。问责是住建部的事，住建部了解情况后认为大同不应该被问责，他们过来一看，都是国家重点工程，尽管有违规，但没有构成责任追究的问题。

约谈本身没有问题，是很正常的例行程序。随后媒体的报道出了点问题，而且播出次数很频繁，画面的背景是高尔夫球场，而大同没有高尔夫球场，大家以为出了大问题。这个情况出现以后，国土资源部打来电话说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情况，表示歉意。省国土厅的厅长也给我打来电话说对这个事情没有把握好。我经历的东西多了，就笑了笑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道歉，以后在大同土地政策方面多给一点支持，多宽松一点。

凤凰周刊：这时候，你还拿这个和上级谈条件？这事对你的工作有何影响？带来了哪些压力？

耿彦波：也不是谈条件，希望他们多给一点支持。国土资源部、省国土厅确实很支持大同，但这类报道他们没有经验，确实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后来的结果。

这场风波对我基本没有影响，组织上也没有问责。可能在官场中、社会中有一些影响，大家比较关心，认为我把握得不够好，劝我不能再这么干了，要注意保护自己。

我没背包袱

凤凰周刊：山西省这次干部目标责任年度考核，大同成绩“一般”，被省委要求限期整改，你本人也再次被约谈，你怎么看这次考核和评议？

耿彦波：山西省委从去年调班子以后，袁书记（省委书记袁纯清）制定了新的考核办法。这个考核体系还是很科学的，对我们既是压力，也是鞭策和激励。这次考评，我没有因为约谈、因为排位落在后面而心情沮丧。有压力没有？老实说，有，压力很大。

具体到大同，我们考核的39项指标全部完成了，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属于中等水平，满意度、安全感、社会事业等指标还走在前面。为什么成绩“一般”呢？扣分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去年集宁一批游客在大同旅游，恰逢下雪，因为速度太快翻车了，造成14人死亡，这个重大事故算在大同头上，扣了6分；另一条是发生在2003年的腐败案，去年结案了，也算在我们头上，扣了10分。就这样拉了大同后腿，你今天问起这事，此前我没有跟任何人解释过，也没有去找领导解释过。

凤凰周刊：最近山西省对官员进行整风，提出“12条”撒手锏，在官场震动很大，感觉在山西做官似乎越来越难。从你经历的这些风波来看，你怎么理解“晋官难当”？

耿彦波：现在既是发展的机遇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在这个各种矛盾交织的时代，做官肯定是比较难的。做一个合格的地方官员，应该努力去适应这个时代，必须具备克服这些困难的能力。毕竟，我们是处于一个做事的时代，如果自身的素质提升了，具备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和超前的战略眼光以及务实精神，虽然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难题，但一定会攻克困难。

就我个人来说，既然在地方做官，就要有担当。在市长这个位置上，好坏都是你。说你好要承担，说你不好也要承担。不能做得不错就很得意，有问题了就耍情绪，我认为挫折和磨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能把你磨炼得更加成熟，积累更丰富的从政经验。

凤凰周刊：接连两次约谈，你现在处境还好吗？

耿彦波：我想说的是，我现在做事的环境很好，这是发自内心的。过去的领导也好，现在的领导也好，都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我现在没有更多的顾虑，也没有背什么包袱，因为我的着眼点不在患得患失，没有把自己的升迁看得多么重要，我始终没有想过做了多少年事，就应该做多大的官。

说我是争议人物，我很不是滋味

凤凰周刊：有媒体称你为“争议人物”、“另类官员”，你怎么看？

耿彦波：“争议人物”在中国人词典里是带有贬义的，存在争议肯定是有缺点，没有缺点怎么能有争议呢。其实做一个有争议的官员，我是很不情愿的，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我的个性一点也不另类，并没有跟别人不一样，是跟大家融在一起的。我只是有一条，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只要是认定的事就义无反顾，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也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往下走。如果大家因为这一条给我冠名，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阻力和障碍，但我会很平静地接受。

凤凰周刊：在媒体的眼中，你的另类来自于你的坚持。而大多数地方官员碰到阻力时，都会选择知难而退或者转向，但你一直在坚持你认定的事，这恐怕不只是性格问题？

耿彦波：对，这里涉及到一个做官还是做事的追求问题。我常讲，做官有限制，事业无止境。做官是有限制的，市长只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我做了市长别人就没有机会了，大同这几百万人中比我有本事的人多的是，只是他没有这个机会而已。

因此，我经常拷问自己，在市长这个位置上，你是不是做得最好的。但太专注于做事的时候，难免有不同的声音，难免要得罪人，难免有人要告状。这些事多了，可能影响你做官，领导就会说这个干部诚实不诚实，这个地方怎么会发生这么多的问题，有这么大的争议。

从官场的定律来讲，多说话难免说错话，多做事难免做错事，做太多事就是给自己找压力。所以可能在某一个时间，做官和做事相矛盾，做的事情越多，可能对你的仕途越有影响。这时候，你是选择做官还是选择做事？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做的事情多了，可能组织就会给你更大的平台，让你做更多的事。

但在目前这个机制下，有时候你做事情不被理解，甚至会产生误解，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就看你对人生的追求，看你能不能沉住气。

凤凰周刊：做官多年，你有什么困惑和遗憾？

耿彦波：在山西这个官场有没有困惑？那确实是有的，肯定有很多的困惑。但是，遗憾和困惑这两个问题，要到我退休以后写回忆录时再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在中国做事情，你跑得稍微快一点，可能就有违规的风险，其实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带有违规的成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历史会证明我今天做的是正确的。决定一件事情正确与否，时间是最伟大的评判师。今天所做的事情由后人来评说，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