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刻舟求剑。我们的很多规划，因为没有专业性所以才没有严肃性”
“我们的文物保护，一定要把包袱变成财富，把保护转化成产业，才能世世代代保护下去”

南方周末：你总是强调规划的严肃性，为什么你一到大同就反而调整规划？

耿彦波：1995年，我们去法国参加一个培训，我问法国的一个市长是怎么对待拆迁的，他很奇怪，说他们的规划百年延续下来，根本不用拆迁。这给我很大的震撼。所以，规划的严肃性，前提是得有一个好的规划，不能是一个带病的规划，我不能刻舟求剑。我们的很多规划，因为没有专业性所以才没有严肃性。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重视规划？

耿彦波：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规划是一个城市的基础，整个城市的空间布局、交通体系、产业结构，不能犯大错误，一定不能支离破碎，是一个系统。其实规划就是个眼光、是一个高度，一定得是站在明天看今天，这是规划的意义。
1995年当县长的时候，县城在一个河沟里，本来不该在那里建城市，下雨以后，水排不出去，年复一年出这种问题，这就是当时城市规划的问题。后来，我们调整了思路，城在山中，通过规划实现了转劣势为优势。

南方周末：规划、建设、管理，这是一个城市系统的三个环节。你怎么理解这三个环节？

耿彦波：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它是前提，如果输在规划上，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将来要花很大很大的代价来纠正；但规划是一种理念，必须要落在大地上，建设就是实现战略层面到行动层面的转化；建设是有周期性的行为，管理才是一个城市永恒的主题，我们常常重视打天下，忽视治天下。所以我们在高度重视建设的同时，努力把钱花好，把事办好，特别重视城市的管理，城市永恒的主题是管理，最能体现一个城市发展水平。

南方周末：今天你事无巨细地跑工地、审规划、看设计，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

耿彦波：其实这些确实不是我应该干的，我是干了局长们干的事。但我的干部队伍里缺少专业干部，以前在太原，很多图纸我是不看的，特别是专业性的东西，但来了大同以后，我现在是不得已。实际上我现在很多事已经开始放手推给干部，在实践中锤炼他们。

南方周末：“云冈风波”给你什么教训了？程序和效率的矛盾问题怎么解决？

耿彦波：云冈的事，我们确实有些问题，比如程序上不对。我让新闻单位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如实记录下来，将来在云冈的历史上可以留一笔，没有风波就没有故事。任何历史都是财富，“云冈风波”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在榆次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村里的老戏台，我想移到常家庄园里，本来说好了整体移过来保护。但后来，山西晚报连续五天报道，讨论文物保护，倾向于文物保护还是应该原地保护，修旧如旧的好。后来，我就放弃了，但这段经历在常家庄园的建设中留下来了，这有历史为证，让后人去评判，我当时就说，原地不动的话，不超十年这个戏台肯定要倒了。前段时间我听说戏台已经倒了，还没到十年。
我们的文物保护，一定要把包袱变成财富，把保护转化成产业，才能世世代代保护下去。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你一旦离开大同，大同的这些动作就烂尾了。

耿彦波：如果大同的工程现在停了，就是典型的政绩工程，什么叫政绩工程，就是劳民伤财，就是个权力景观。我不愿意留这样的结果，现在大同有那么多的贷款、争议，你耿彦波把政绩搞出来了，结果却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了一堆债。
我希望，在我的手上，把我做的事情能画上句号，给我的后任留下财富而不是包袱。到了明年应该就能到一个良性的状态，今年是一个节点，今年闯过去，柳暗花明！

南方周末：对你的担忧除了任期，还有一个，大同的发展有没有超出它所能承受的容量。

耿彦波：实际上，大同现在做的事，是其他城市十几年来都在做的事，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一个基本的平台。今天的改造、拆迁得快，那是相对于我们过去落后而言的，因为我们几十年来就几乎没什么发展。
第二个我是用市场经济的概念来建设城市。计划经济的眼光看城市，城市建设是个无底洞，是个花钱的事，今天，城市建设是一个能够赚钱的产业。